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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撥亂反正”政策在衡陽正確地貫徹執行，和著當代文學在內地復蘇的節奏和心跳，衡陽本土的文學格局也在瞬息萬變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老一代的作家抖落了歷史的陰影和包袱，在時代的浪潮中重新引亢高歌；新生代的作家們沐浴著思想解放的春風，盡情地啜飲世界文學的營養，茁壯地成長；一些正當年的作家由于工作關系去了外地，使衡陽本土文學創作驟然缺少了強勁的、動人的音調；但一些頗具實力的作家又加盟其中，則帶來了異樣的風情和旋律；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主動求新、求變，從而使衡陽本土文學繁花似景、百鳥爭鳴，出現了蒸蒸日上的氣勢。雖然也出現了水平參差不齊等各種問題，但較之以前，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來講，都可算得上衡陽本土文學繁榮的新高潮了，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一、文學實績

 

        在衡陽跨越式的發展中，文人作家輩出并各領風騷，在省內、國內都產生了不錯的反響，這從各級作家協會會員的數目增長就可以得到印證。在此，我想根據衡陽文學的發展狀況、本人對衡陽文學的了解及掌握的資料，從地理學和類型學角度描繪出近三十年衡陽本土的文學“地圖”。

 

        第一，小說。衡陽的小說作家人數雖然不多，但發展的勢頭卻是不錯的。長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說，各種文體、題材、主題、風格等都有人嘗試；其中，由于長篇小說的篇幅較大、周期較長以及其他原因，獻身于此的作者相對少一些；短篇小說雖然要求較高，但寫作的人數卻很多且影響更大。如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的作家、作品有郭林春的《黑夜與騷動》、《半空中蕩秋千》、《青春風暴》、《河西聽風》，陳壽群的《蔡倫傳奇》，鄧開衡、鄧開善兄弟的《黑河》、《在這個夏天》，曹中慶的《曹中慶中篇故事精選》、甘建華的《西部之西》，胡仲明的《夏日的游泳池》，賀文健的《愛情跳棋》、《溫柔的槍手》、陶雄喜的《內幕》、李響的《迷霧之城》、《野獸之城》等，李時英的《蘇東坡》、劉政的《智勇殲敵》，犁華的《烽火記》、《瀟灑度夕陽》，劉才文的《長命三寸丁》、《衰竭》，許睫的《青青的百葉窗》，漸平的《浪漫少年——追求》、曹德的《彎路》等等。

 

        第二，詩歌。如就影響而言，衡陽詩歌的成就應該是最大的。民間詩人、詩歌社團、詩歌活動及其創作，都表現得比較火熱，如雁廻詩社、“湖南詩人”群體，以及為數不菲的校園詩人，等等。其中，現代詩創作和古體詩詞填寫雙峰并恃，名家紛出，影響較好的詩人詩作有曹立峰的《立峰詩文選》、陳陣的《在河之洲》，陳群洲的《遠去的冬天》、《隔河而居》、《春天的聲音》、《陳群洲愛情詩選》，曠厚勤的《秋韻》、《人生唱著走》、《太陽香》，曹中慶的《苦樂居詩詞選》、郭龍的《野葡萄的風》，胡丘陵的《一種過程》、《歲月之紋》、《拂拭歲月》、《與風同行》、《2001年，9月11日》、《2008，汶川大地震》等，冷燕虎等人的《有一種方向叫遠方》，聶沛的《天空的補丁》，劉政的《遨游華夏詩詞選集》、充原的《在風與風的縫隙》，寧健民的《寧健民詩文選》、唐昭學的《驥園新詠》、蕭潤波的《玫瑰詩草》、許睫的《落淚的情人節》、顏娃沙的《故鄉風韻》，李鎮東的《稻芒上的蛙鳴》、《晴空向南》，劉偉湘的《命運紅帆船》，等等。最近，重要民刊《行吟詩人》以重要篇幅推出“衡陽詩群作品展”之入選詩人基本上攬括了當今衡陽詩壇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他們是：聶沛、胡丘陵、冷燕虎、陳群洲、起倫、肖勇、郁金、郭龍、郭密林、呂宗林、劉定安、謝湘南、家禾、一秋、逸鷗、楊超群、充原、李志高、藍靈、一把鎖、怯情、邱紅燕、封志良、羅百君、法卡山、窈窕深谷，等等。

 

        第三，散文。作家人數眾多，各種文集也紛紛出版，無論是在新時期之初還是當下都風頭不減。美文、小品文、長篇散文、寓言、尤其是雜文，等等，不但個性突出，精彩紛呈，而且均表現了不俗的水平。較為出色的作家作品有蔣勛功的《衙齋臥聽》、《公余雜談》、《庭中望月》等，顏長青的《咀嚼》、曹希榮的《狗尾草》、譚浩泉的《忘憂草》、周新銘的《飯余雜談》、聶旦平的《跋涉紀實——歲月留痕文集》、賀良凡的《闖蕩人生》、許家祥的《無花的月季》、曹志輝的《生命的邀約》、廖文友的《生命自由在深夜》、薛昌津的《無聲的青泉》、彭昭維的《彭昭維作品選》、李升平的《衡陽雜文選》、《為文一地，立論一方——李升平鄉土雜文創作文選》、聶旦平的《跋涉紀實——歲月留痕文集》、賀良凡的《闖蕩人生》、許家祥的《無花的月季》、劉定安的《黑竹林》、陳有期的《衡陽史話》、陳陣的《船與月光》、彭玉成的《上封行——南岳衡山文選》、《岳北紅旗飄》、《南岳趣聞》、《南岳覽勝》、《瀟湘的傳說》、《天下南岳》等，甘建華的《天下好人》、《鐵血之劍》、《中國醫療糾紛備忘錄》、《江湖游醫》、《夜晚的玫瑰》（上、下冊）、《輝煌之序》、《藍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南岳筆記》、《衡陽往事》，郭林春的《綠色熱土》，等等。

 

        第四，戲劇?？傮w而言，衡陽的話劇創作并不發達，同時又承受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影視等其他娛樂方式的沖擊，因此更顯得冷落。即使部分作者在執著地從事話劇創作時，不但顯得悲壯，而且經常陷入排練難等窘境。不過，盜火者總是不缺乏的，一些作家立足于本土，從多個方面多話劇創作進行嘗試，如具有全國影響的劉和平就編著了《甲申祭》、《雍正王朝》、《滄海百年》等劇作，許睫的《陪讀》、《青青的百葉窗》（上下集）、電視劇《小月亮》和詩文劇選作《綠色的小屋》等，徐康立的《徐康立文藝作品選》、劉保魯的《王船山三拒吳三桂》、《衡陽雁去》，羅開華、徐康立的《路考》，話劇小品《橋》、《英雄的生日》、《下崗饅頭上湘堤》、《人與人》，王增英的《妻子的心》，等等。

 

        第五，這里還值得提及衡陽本土的網絡文學，寫手眾多并正在成氣候。除了衡陽作家網經?？梢砸姷剿麄兊那趭^創作之外，還于2011年元月份成立了衡陽市作家協會網絡文學分會，選舉東方血紅、落霞分任正副會長。在他們之外，比較出色的寫手還有徐文偉、彭建華、青云居士、段洪歸、流山溪、任東華、郝遴風、漂泊詩人、云深不知處、笑傲清貧、寒枝、幽幽茶香、高山有好水、周雪徠、曠野道人等，以及聚集在逥雁詩社、湖南詩人、曼妙人生文學群、中華船山、林之深等QQ群里的網絡寫手，他們身份各異，但都有著對文學的熱愛；盡管還缺乏標志性的著作，也存在著當前網絡寫手的諸多局限性，但仍然取得了相當矚目的成績，如漂泊詩人就榮獲了2009年度鳳凰網十大金牌寫手的稱號。

 

        在地區的文學創作中，衡陽還是比較繁榮的，這不僅在于諸多專業作家和體制內作家的刻苦努力，也在于不少民間文學愛好者和網絡寫手的積極參與，從而使本土文學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
 

        二、對現實的批判

 

        從各種條件來看，衡陽并非中部區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沒有其他特別的優勢；從生活節奏、時代的感應度以及人們與國際的接軌程度而言，總是比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慢了很多步伐。因之，從社會的風俗人情習慣來看，存在著深在的穩定性，從而與世界的時尚、潮流、風云變化也拉開了不少的距離。不過，在全國一盤棋的格局中，在日益迅速和頻繁的變動中，在越來越現代化的過程中，衡陽也以神經末梢的方式，以滴水藏著宇宙的方式，以和外部世界互相交融的方式來反映、凸顯和表征了衡陽日新月異的變化頻率。正是源于這種差異及其矛盾，生活在這片熱土上的許多作家，都自動地適應了、認可了和領會了衡陽的諸多動蕩與無奈，同時也找到了本土文學創作特殊的突圍方式。這就是：不求最先、但求傳神地反映衡陽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的世代變遷；不求時髦、前沿和亦步亦趨地跟隨當代文學潮流發展，但求準確、深刻和獨特地概括衡陽的人文蘊涵與個體自覺意識；不求歷史意識的宏闊性，但求詩意的、片段地抒情和描繪；不求以后現代的方式來變形或者扭曲衡陽的真實生活，但求敦厚、誠摯、凝練地反映衡陽的歷史興衰、時代風云和逐漸消失的鄉村牧歌。本土作家以飽滿的熱情、厚重的使命意識和溫暖的情懷反映了衡陽和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的劇烈轉型。

 

        在創作主題上，衡陽本土文學首要的還是立足于當地豐厚的文化蘊含與現實變遷。諸多作家在頻繁的交流中，繼承了傳統知識分子放眼天下的胸襟、眼光和湖湘文化的濟世情懷。因之，他們的創作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的，不但多方面地描寫中國的全球化進程，以改革開放之喜為喜，以改革開放之憂為憂，而且還傳神地記錄了衡陽人在精神、道德、倫理、心靈和價值觀等的痛苦地蛻變。在此，非常值得關注的有胡丘陵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詩，如《一種過程》、《歲月之紋》、長詩《拂拭歲月》、長詩《2001年，9月11日》、長詩《長征》、《胡丘陵長詩選》等詩集，他常常選擇中國最具有標志性的事件、時間或者人物進行宏闊地書寫，境界大，氣魄足，蘊涵深，視野廣，哲學的氛圍比較濃厚，濃墨重彩地渲染了氣吞萬里如虎的中國風韻；既站在歷史的峰巔豪邁地抒情，又站在現實的深處自信地展望，在精神的制高點上和著社會變革的主潮，暢快淋漓地抒情，波瀾壯闊地展示了中國不可遏制地冉冉上升；同時，他的語言、意境和價值取向等方面，都深刻地浸透了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普遍與獨特的統一，個性與集體的糅合，邊緣和中心的互滲。讀他的政治詩，仿佛在享受著輕重緩急的音樂節奏，在舒展著中國不同時期的彩色畫卷。如果說，胡丘陵是在高端進行著宏大的政治抒情的話，那么，張沐興的《在衡陽》、《因為》、《張沐興新聞詩選》等詩集還精心地擇取了某些特殊的“點”尤其是影響大的新聞事件，以審美的方式重新發掘了某些事實的人文價值，也發現了被日常湮沒的人性之光。甘建華的《天下好人》、《鐵血之劍》等文化散文則對衡陽比較典型的案件進行追蹤，不但最真實地上演了衡陽人們的歡樂與憂愁，而且還涉及到了法制、改革、傳統、習俗等諸多范疇，為我們鋪開了一幅幅衡陽的民俗圖和生活秀。雷安青的《茶樓閑談》充分地運用晚報這一陣地，對世事怪相進行閑談，尤其是著眼于衡陽本土的大城小事，蟄痛著人們的靈魂，也寓教于樂并警醒他們與時俱進。李昂的《太陽從這里開始》通過一群中學生朝氣蓬勃力爭上游、一批知識分子無私奉獻、一批改革者忍辱負重，表現了中國終于渡過了野蠻而黑暗的“文革”時期，開始健康地走向光明的未來。尤其是李升平、蔣勛功等人的雜文創作，幾乎就是衡陽人們的記事本；作者或為公務員，或為記者，都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每天都與群眾打交道，最充分地感受到了衡陽人的呼吸和心跳，每有所感就書之于文，因之我們能夠原汁原味地觸摸到衡陽人的日常生活。

 

        這些作家撇開了外在世界的浮華，而是以理性、科學的眼光來深切地關注衡陽人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從中找出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利益糾葛及其代價，細膩地抒寫或者剖析每個生命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他們在為時代鼓與呼的同時，也從自己的良知出發，批判那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和道德倫理，弘揚崇高的價值觀和典型人物的優秀品質，更為社會的將來發展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見。他們愛著這片熱土，以悲憫的情懷和批判的眼光看著他們在改革進程中的功與過，思考著與他們生命休戚相關的土地的過去與未來，理性地評價著改革開放在衡陽的曲折與發展，甚至還從道德精神等方面來反映鄉土衡陽是如何邁入現代都市的，他們自覺地承擔起了衡陽代言人的責任。因此，他們的文學格局雖斑斕參差，在深刻中卻別有洞天；他們力圖捕捉并輯錄改革開放在中國的某個角落——衡陽的微瀾，也力圖發掘促進社會前進的深層動力。

 

        三、對歷史的反思

 

        在衡陽人看來，這塊土地雖然比不上北京、西安、洛陽的文化底蘊，但漫長的歷史也賦予了她充分的積淀和獨特的內涵，特別是南岳衡山和湘水明珠，更是為其增添了濃濃的文化氣息。從人類先祖與衡陽的關系來看，既有大禹治水衡岳求策，以及如白馬峰、金簡峰、大禹石、禹王城、紫金臺、大禹巖、禹績溪、禹柏、禹廟、神禹碑等等許多與之相關的古跡；火神祝融是湖湘的先祖，黃帝南巡的時候曾多次足涉衡岳，嫘祖巡幸身獻壽岳。他們為衡陽抹上了一層神秘而悠遠的光彩，也孕育了許多后來的衡岳名人，如紙圣蔡倫、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王船山、清兵部尚書彭玉麟、南學津梁曾熙、“湖南的一面旗幟”謝晉、愛國學者謝彬、一代女魂唐群英以及朱全等人；吳三桂還曾在此建立過短暫的大周政權，毛澤東也曾在此從事過光輝的革命活動等等，人文資源非常豐富。

 

        衡陽與中國的文明生息相關，為此，許多作家力圖回到浩渺的過去，從豐富繁雜的歷史中尋找創作的靈感和契機。他們希望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描繪出輝煌燦爛的過去史，以便為衡陽的未來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資源。同時他們也常懷著憂患之情，在對衡陽的歷史進行嚴厲的審視之時，也對這塊土地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既挖掘出衡陽人性格的積極因素，也不留情面地批判了滯留在衡陽人性格中的惰性；既為衡陽在歷史的轉折處“被落伍”而感到心痛，也對衡陽人敢于擔當歷史的那種“蠻性”進行現代轉化?？偠灾?，還原歷史是為了重新認識現在，批判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緬懷先祖是為了立我們的事業之“基”。在地方文化風起云涌的格局中，重新打造衡陽的形象，亮出衡陽的品牌，樹立衡陽的精神。

 

        許多作家從多個方面表現了衡陽的豐厚歷史：一是對衡陽歷史名人鉤沉并予以重新認識。湮沒的歷史已經無形，但這些曾經影響甚至改變過歷史的衡陽人，卻是一座座山峰，把歷史綿延地貫穿了起來，通過為他們作傳記，不但閃亮了衡陽的過去，而且也重新牢固了我們的筋骨，增添了我們的信心。如《蔡倫傳奇》就通過對“紙圣”蔡倫的顛沛、輝煌而又兇險一生的描述，不但寫出了衡陽人的骨氣，寫出了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執著、堅韌和不可遏制的創造力。蔡倫成了一個太監，但他卻并沒有自甘墮落，了無聲息地度過一生，而是在不同的打擊、陷害和污蔑之下忍受了人生極限的考驗，終于發明了造紙術并成為中華文明的標志成果。作者有意識地把蔡倫置于復雜的環境之中，寫出了他的“倔”，也有意識的拷問了這種“倔”的根源在于衡岳文化的蠻悍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內在之“硬”，由此重新喚醒了今天衡陽人的血性?！短迫河⒃u傳》則以20世紀歷史為宏大背景，寫出了一個從封建網絡里沖出來的弱女子，如何為了追求自身的權利、為了追求女性的解放、為了追求民族的崛起、為了追求人類的和平發展而不惜殞身以殉，終于成就熱血一生的故事。其他比較出色的還有《王船山評傳》、《馬英九評傳》、《龍應臺評傳》、《瓊瑤評傳》，等等。二是除了這些經典的名人傳記之外，一些作家還根據衡陽的民間傳說進行孵化、推演，寫出了許多驚險的傳奇，如《黑蝴蝶》就在“簡介”中這樣提到，要為讀者呈現一幀血與火的畫卷，正義與罪惡的血刃之戰，拯救與陷落的短兵相接，奇詭雄渾的生死傳奇，纏綿悱惻的愛情絕唱，一首埋葬地獄之火的挽歌，一部涅槃人間凄美的詩章。還有一些作家以回憶錄的形式，以自己在20世紀浪潮中的不平凡的人生追求為線索，寫出了一個普通人對偉大歷史的獨特看法，從而重新詮釋歷史的可行性，如聶丹萍的《跋涉積石——歲月留痕文集》；李響的《迷霧之城》、《刺殺李鴻章》是大清外交官系列之作，由于作者的藝術出身，使著作充滿了輝煌的想象力，如《刺殺李鴻章》的“薦語”認為：小說講的是1896年，李鴻章應邀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儀式。此行實為商談《中俄密約》，達成中俄聯盟，以遏制日本在遠東勢力的過分膨脹。臨行前夕，李鴻章做了一個惡夢，夢見自己深陷狼群，四面楚歌。大清外交官陸云起受命先行前往俄闊，為恩師李鴻章掃除危險與障礙，卻不幸遭人嫁禍，陷入絕境，受到狼群與俄國警方的雙重追擊。在他逃亡與追逐的途中，各方勢力交錯對抗，一個隱藏在西伯利亞深處的狼人帝國，一個刺殺李鴻章的陰謀赫然浮現。作者借用歷史給讀者展現了一幅有人物、有傳奇、有地理、有風情的多元畫卷；①也有一些詩人以詩歌的形式，描出了過去歲月幀幀充滿了關節性的畫卷；蔣勛功的雜文經常以歷史的個案為對象，剖析歷史成敗之因，感悟哲理人生之味，尋求現實解決之道。在這些作家看來，歷史是一座豐富的礦藏，從不同的角度進入，我們將獲得更為豐富的饋贈。

 四、個體情感的現代抒發

 

        處在改革開放的渦旋中，衡陽也和其他的地區一樣，經歷了轉型的陣痛、秩序的重建、文化的更迭、倫理的更新。在天翻地覆又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中，衡陽人與世浮沉，跌倒爬起來，不斷地經受著時代的捶打和人性的裂變。因此，由鄉土傳統所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行為方式，都漸漸地坍塌了，他們也不得不和著時代的節拍，不斷地投身、融入到時代的節奏中去。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演變中，許多衡陽人沉浸到記憶、性格和集體無意識的深處，對個體的現代化的情感進行了哲理的和不無矛盾的闡發。

 

        這類創作主要集中在詩歌和散文方面。第一，一批老詞人以古體詩詞的形式反映他們與世紀同行的世紀風貌。由于親身經歷過歷史，感受過歷史的巨變，他們回望過去的時光，更清楚地意識到了他們參與時代的、歷史的全過程。他們幸運于見證了這個偉大的時代變遷，幸運于中華民族在經過歷史的驚濤駭浪之后安然地前進，幸運于他們披上了先賢們的理想霞帔，終于達到了彼岸，幸運于他們能繼續在這個沸騰的時代發揮余熱，并充滿無限希望地走向未來。因此，在他們的滄桑之中，更有著對生命意義的深情訴說。在他們看來，不斷地奮斗，為理想獻身，成為有用的人，促使他們與時俱進，促使他們毫無保留把自己投身到歷史的滾滾紅塵中，如戴述秋的《石鼓書院詩詞選》，曹中慶的《苦樂居詩詞選》，蔣薛的《江雪詩箋》、《雁城新詠》、《清泉詞草》，劉政的《遨游華夏詩詞選集》，唐昭學的《驥園新詠》，蕭潤波的《玫瑰詩草》、《南下集》，等等。古體詩詞的形式雖然是舊的，但流瀉其中的則是各種現代精神，也充滿了使命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無疑渲染了衡陽人內在的精神風貌和勇往直前的奮斗氣概。

 

        第二，更多的是一批新生代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直觸現代人的心靈，感受著現代人的呼吸和脈跳，無盡地演繹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悲歡離合。他們在充滿詩意的運營中，努力打碎現代人的概念化和神秘感，把自身還原到人的零度，使之呈現出生存的稚態和粗糙，然后又不惜把他們在現實語境中隔離起來，力圖用思想的火花去碰撞出片片絢麗的情詩，以有限的筆墨凸顯了現代人豐富的參差的情感景觀和執著的理性判斷。這主要體現為陳群洲、張沐興、呂宗林、西怪江榮、充原、許睫、曹志輝、郭密林等人的詩歌。其中，陳群洲被喻為雁城的“情詩王子”，他從樸實的土地上走來，以對生活充沛的愛，永不屈服的進取精神，頑強不息的韌勁來表達對生命的贊頌，對愛情的渴盼，對理想的堅守。他不是單純的依賴于原發的現代情感，而是回到古典和傳統，從那里找到與生命相契合的情感基礎，然后經過現實的渲染，從而鍛鑄出一段段溫婉的沁人心脾和最樸實的人情之愛。雖然，他的文化資源是龐雜的，因此詩中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一種雜亂和背離，不過作者并不以此為“隔”，而是力圖從別人止步的地方發現詩歌新的起點。其實，他提出“詩散文”的概念，除了形式的講究之外，也滲透了他對情感的逆向探索，因為，在別人看似混亂之處，卻恰恰吸引著他有意為之，在他看來，不同的意象在變化的語境中重新組合或者剝離，能夠產生了極大的陌生性，也打碎了詩歌固有的框架及其詞語的操作范式，從而也把現代人博雜、沖突的矛盾非常逼真地和沖擊性地表現出來。郭密林則惜墨如金，可以說，他猶如一個裁剪師有意識刪去了現代人情感的繁雜性，使之回歸到簡樸原始的情感生活狀態。在他看來，任何現代人對生活的情感都不是完整的，充滿了破碎和拼貼，對之進行提綱挈領地還原，恰恰就是使現代人的情感能最有效地實現現代轉換，并與時代同行。呂宗林的鄉土詩則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態，希望如沈從文一樣從鄉土的根性中發掘個體情感存在的契機和機會，從而補綴現代人已被粉碎的情感生活，他總是在進行逆向抒情的。冷燕虎則努力尋找與現實對應的情感模式，然后把它風干，力圖發現現代人已被鏤空的情感脊柱。聶沛的詩歌把自己處在孤獨的現代化之墻中，力圖建構起與之對稱的情感姿態，在熱鬧之中保持個體的獨立性和進取姿態，同時又毫不回避自己的潰敗、單薄、軟弱與瘦小，在不對稱的比較中，還原人的真實處境。還有西怪江榮，以一種執著與瘋狂的方式書寫邊緣人群被遺忘的情結，重新展示了生活的豐富。充原的詩歌則含有一種平穩，他試圖雜糅不同藝術對情感的反饋，如木刻、繪畫、書法等等，以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修身養性，來映照現代情感的反文明性。劉偉湘盡管遭受過生活太多的磨難，但他從不認輸，而是以感恩的姿態，抒發了在命運堅硬的磨礪中的掙扎與痛苦、收獲與歡欣，以及在冥冥之中對啟示的祈求與等待，注入了無限的感傷與愛情。曠厚勤則以輕抒情的方式，唱出了心底對三湘四水無私的愛與熱情。郭龍的《野葡萄的風》曾被謝冕、卞之琳和徐遲等老一輩詩人高度評價，認為在中國新詩的轉型中起了一定作用；詩歌格律精深，意象古樸奇特，語言深沉厚重，尤其在情感的表現上，郭龍更把世俗社會的冷酷與無情，詩人對理想的浪漫追求與不可實現的悲哀與絕望，超越于蕓蕓眾生的優裕與道德感，拯救世人的豪情與尷尬，都在濃縮的抒情中得到了有效的闡發，等等。

 

        由此看來，他們都是敏感地以個體為立足點，探討面對洶涌而來的現代化大潮時個體的拯救與潰敗、獨立與被集體化、感動與冷漠。雖然價值取向不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寫出了對現代情感的親近及其不同面相，從而橫截面地顯現出了衡陽人在近三十年的精神嬗變及其哲理思考。

 

        五、鄉土詩意的激情迸寫

 

        費孝通認為，鄉土性是中國人的根性，存在于中國人的精神與血脈之中。因之，衡陽無論怎樣地現代化，與鄉村的血緣永遠是割不斷的；在都市的深處，仍然積淀了太多的鄉村遺痕。許多衡陽人仍然把自己看成是鄉村之子，他們在享受都市現代的生活方式之時，骨子里仍然表現了對鄉土無限眷戀的情懷及其與生俱來的土地精神。正如一位黑人詩人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沒有這/還有什么值得可說的呢？!土地幾乎成了衡陽人立足于城市的信仰，在城鄉之間不斷地晃來蕩去就成了衡陽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對作家們而言，吟詠鄉土也就成了本能的事情，成了他們寫作的根本理由。近三十年以來，許多作家就是踏著鄉村小路而走上文壇的，比如在全國頗有影響的新鄉土詩派詩人，以及劉定安、彭紹章等人，他們對鄉土的吟詠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語來勾勒衡陽鄉下的生活、鄰里之間的相親相愛，以及無盡的斗嘴饒舌，改革開放大潮在農村中引起的人際關系、人情世態、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變化。衡陽鄉下特有的風俗習慣，以及生活在山水之間的衡陽人特有的生命情懷。通過他們的作品，我們幾乎看到了衡陽鄉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圖”。

 

        如劉定安的散文集《黑竹林》就表達得極為傳神。盡管生活在城市，但劉定安并未認為自己離開鄉村，而且每年還幾次到鄉村或者居住，或者檢查工作，或者看望父母，或者游山玩水，等等。他始終把自己當成農民的一員，始終以農民的心態來看待這塊土地上的人與事，也深情地抒發了他對農村的赤子情懷。所以，盡管身處在在鬧市的霓虹燈里，但他的筆尖往往飄過絲絲縷縷清涼的泥土氣息，溝前雜草，溝里的肥魚，老屋場背后的竹林和鳥鳴，鄰家飽經滄桑的老奶奶，曾經寄托了青春和夢想的伸向遠方的石子路，集市上親切的鄉音和粗野的罵人，每年走親戚繁瑣而又膩人的儀式和禮節，等等，都成了他取之不盡的源泉。只有在對鄉村的留戀中，他才感受到了人性的純樸與沁涼的人生滋味。他的散文不追求獵奇，也努力避開現代文明的污染，力圖追求最原始的標本和存在，還原人的最根柢的生活狀態，鄉村成了他的創作乃至人生的大書。彭紹章則在小說中著力地、形象地表達擴散在平凡人身上的時代苦悶和精神荒蕪，如一個鄉村知識分子沒有波瀾的傳奇：兩地分居、在鄉中學清貧地任教、妻子的溫柔等待，兒女在池塘中戲水，等等，活潑盎然地道出了普通人家在艱難歲月里的天倫之樂。他直追趙樹里的山藥蛋派，力圖以不可復制的寫作姿態來凸顯衡陽的底層真實。這種過于零度的創作姿態強化了衡陽文學的獨特性。無論我們走到哪里，一捧起彭紹章的作品，就可以復活我們心中的歲月。

 

        謝應龍的《靈靈和一朵花》則以童真的眼光追逐逝去歲月里的片斷與剎那的真實性。顯然，他對鄉土的吟誦不在乎外象的模擬，而更著重于情感的深度介入，我們既可以觸摸到他對生活的濃厚的愛，也可以感受到他對這片熱土無法割斷的眷念。朱文科則傳神地畫出了他的人生之河，作為衡陽土生土長的子民，他幾乎沒長時間離開過這個地方，對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事物和人們太熟悉了，也經歷了太多的坎坷。他的散文集《煤油燈》道出了衡陽過去時代的辛酸與溫馨，也寫出了成長的苦痛與快樂。而影響頗大的新鄉土詩派詩人呂亮耕、呂宗林父子，在將自己的土地情結經過長期地發酵之后，超越了對具體事物的局限，上升到了哲學和美學的高度，重新審視這塊多災多難而又熱血沸騰的土地。他們的情感真實得無以復加，他們的抒情也力所能及地普遍化，從而與古往今來的土地之歌進行對接。其中，我們看到了沈從文的湘西情結、周立波的益陽情結在恍惚地飄過。他們對鄉土的吟誦既有對鄉土的人與事的敘述，也有對鄉土作為精神家園的追問；無論是對鄉土的審美化，還是對鄉土的嚴厲批判，都滲透了他們不變的地之子情懷，鄉土也成了他們的靈魂支柱及其創作源源不斷的動力。六、藝術的堅守與突圍

       
        新時期以來，當代中國文學已經歷了眼花繚亂的變革，西方的各種藝術形式一窩蜂地涌進了中國，以至形成了1985年的“方法年”。在某種程度上，人們認為當代文學已經與世界文學取得了同步性的發展。雖然這種說法未必令人信服，但是，與西方文學的對接，仍然多方面地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形式、面貌及精神狀態，尤其是不斷變化的現實，更使藝術技巧日新月異并呈現為混亂的美麗。與之相比，衡陽文學盡管在取材上與時俱進，但在藝術方面卻顯得過于滯后。綜觀近三十年以來衡陽文學的發展，現實主義仍然是其中的主潮，并以強大的慣性顯示了非同尋常的執著及其不容質疑的權威性。

 

        這種現實主義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努力去掉政治對現實主義的干預，使之位移到審美上來，符合了現實主義回歸的潮流。許多作家追尋著典型性、真實性、傾向性等等現實主義的標準，從細節和場面中去尋求藝術的突破，或者以樸素的語言直截了當地表達內心的情感，尋求與讀者面對面的交流和理解的沖擊力，有的作者甚至采取了實錄的筆法，追求非虛構化。我們可以從許睫的《陪讀》窺其一斑。據作家自述，《陪讀》花費了她大量的精力，她先充分考察了市八中等省重點中學家長陪讀的真實狀況，又分別采訪了不少當事人；尤其是作為一個母親，她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再以此來思考和理解居住在重點中學周邊的“移民”，她傳神地寫出了此書。她的寫作原則是驅逐概念、呈現生活、不作判斷、還原真相、抵制想象、追求實錄。通過幾個家長與孩子的酸甜苦辣的陪讀生活，寫出了應試背景下這一獨特的現象。顯然，許睫幾乎在追求零度寫作。第二，迄今為止，衡陽還沒有一個在全省以上有影響的文學群體或者流派。不過，許多衡陽作家作出了艱巨的努力并打出了許多旗號，如詩散文，第三代政治抒情詩、新聞詩等，他們的創作也為自己的理論進行了很好地例證，并在推進了現實主義本土化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審美特征：如追求方言土語的充分運用。從秦建國、胡仲明等人的小說來看，他們有意識地運用了方言的魔力，或者不時地夾雜一些地道的土話，使人在閱讀時產生一種新穎的阻隔，仿佛流水沖到了石頭濺起的浪花，給人以陌生化的感覺；或者誠實地述說本地的故事，從親戚與熟人之中去尋找素材，并孵化成傳奇。如胡仲明的《美人窩》就借鑒了衡陽這塊土地上的土匪傳說，充分利用想象力進行演繹，寫出了這片熱土上的血與愁、愛與恨、痛苦與幸福。這種本土化是深入到骨骼與血液的，既撕裂了現實主義固化的殼，把這些局部的卻是陌生的因素強行地鑲嵌進去，活絡了現實主義的動脈，使之遍地開花。第三，由于背靠著鄰近的鄉村牧歌文化，所以，在氣質上，衡陽人就體現了極為安閑、溫文爾雅的姿態，也顯示了做工的精巧。許多作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場面，卻往往像一個勤奮的農夫一樣力求精耕細作，如語言的精準、結構的玲瓏、格局的闊大，并努力追求簡單、樸素與平凡之美。
 

        新時期以來的衡陽本土文學創作，也塑造了一批有個性有光彩的人物形象：第一，對衡陽歷史上的文化名人進行復活，如蔡倫、王船山、夏明翰、彭玉麟等等。作家們得天獨厚地運用了本地歷史對上述人物的傳說，加以豐富的想象，使之個性突出，呼之欲現。第二，彭紹章、李昂、胡丘陵等人寫出了忍辱負重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他們都有著“犟”的性格，敢于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越是艱難的環境越顯示了他們的韌性及其不甘屈服的內在風骨。不過，作家們也不回避，在宗法制的農村生活中，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延續了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及其對他們的重壓與窒息，從而表現出了軟弱、馴服、保守、封閉。許多作家都感受到了,這也許是制約衡陽發展的深在的痛苦與障礙，如在文革時期被扭曲的學生，在貧瘠的稻田上世世代代勤苦勞作的農民，被生產車間零件化的工人，為改革開放沖鋒陷陣的猛士，在都市的霓虹燈中為生活奔波的紅塵男女，等等。

 

        如果從類型來劃分，這些人物形象可分為如下幾類：一是草莽英雄，如胡仲明的《美人堡》中的主人公敢愛敢恨，敢沖敢殺，快意恩仇。二是平凡的農民，他們淳樸，恪守傳統文化規范，安分守己。面對著時代洶涌而來的潮流，他們雖不情愿但也無可奈何地變革，既表現出了生活的智慧和純正的品德，但也不缺乏狡詐，如彭紹章筆下的諸多農民形象。三是都市男女，這些人追逐時髦，在婚外戀、卡拉OK、霓虹燈等燈紅酒綠的生活中，陶醉于各種刺激，靈魂空虛，自以為是。四是艱苦的建設者，他們敢于屹立潮頭，氣魄宏大；敢于與各種舊的制度進行斗爭，也具有現代文化知識和現代管理才能；敢于擔當起振興衡陽的使命和大任；雖然也不乏挫折，有的甚至中途變節，但他們帶給人的卻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動力、破壞性和生命感。五是某些樸素的奉獻者的形象，如鄉村教師、基層農民和一些處在底層的打工者。他們雖然身份卑微，但卻懷美好的理想，渴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進入社會的大合唱中；他們的待遇低，但從事的工作卻是高尚的；條件差，但他們卻樂此不疲；可以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衡陽的小說、戲劇乃至散文的創作，雖然總體成就還不盡如人意，但上述作者的努力無疑已經為衡陽本土文學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上述人物形象有的仍然活躍在衡陽的舞臺上，并贏得了衡陽本地人民的喜愛；尤其是他們的鄉情鄉音，以及對衡陽本土人民生活的精確描摹，更使之成了衡陽人民心目中的“土經典”，有的甚至超越了衡陽的地界，而在省內乃至全國發生廣泛的影響。 七、癥候分析及其應對

 

        由于衡陽地處湘中，地理環境獨特，如多丘陵地帶、雨水多、動植物生長旺盛，到處都充滿了生命的蓬勃力量。同時，在這山水之間，也使得人們充滿了生命的斗志，他們不辭艱辛，克服萬難，在這片土地上頑強地生存，尤其是長期以來衡岳文化中不服輸、倔強、霸蠻等因素的深在影響，無疑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文化習慣。無疑，衡陽本土文學也受到了這種文化基因的深刻影響，從而形成了自豪、精致、真摯的性格，雜糅北方的“剛”與南方的“柔”形成了剛柔相濟之相。我們無論是閱讀郭龍詩歌的精巧與秀麗，還是陳群洲詩歌的纏綿悱惻，或是郭密林詩歌的小巧玲瓏，或是許睫戲劇創作的婉轉柔軟，等等，都仿佛行走在湘南的田園里，感受著花鮮鳥語，風和日麗，但又不時地承受著夏天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的凜冽，以及云開雨撒之后的清新。同時，在創作中，幾乎每個作家都在努力地尋求自己的特色，尋求自己的個性，甚至還以口號或者旗幟來顯示自己的獨特存在，如黃成之“歷史上第一首奧運長詩”、漂泊詩人之“鳳凰論壇金牌寫手”、胡丘陵與陳群洲之“衡陽詩壇的雙子星座”，等等。

 

        當然，在概略地梳理了衡陽的本土文學之后，面對其現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相對于其他地區文學的快速發展，衡陽文學已步伐緩慢，須奮起直追了；尤其藝術方面還凸顯了許多獨特的病灶，并面臨著未來發展的更大危機。

 

        第一，衡陽本土作家呈現為散兵游勇狀態，缺少具有號召力的、在全國影響巨大的領軍人物。從作協、劇協、文協等各級會員的數目來看，作者數量還是很龐大的，他們的創作也很勤奮，而且也創作出了許多不錯的作品，然而限于各種條件，既缺乏與外面多方面的交流，也缺乏本土文學批評的有力支持，以至有“養在深閨”之說。許多作家雖然也常搞文學聯誼活動，但卻缺乏有號召力的、系統化的理論闡述及其創作實踐的例證，許多作家都處在各自為戰的狀態，在本職工作之外從事業余文學創作，精力、經驗都局限了他們在創作上的更高發展。當然，文學領袖人物的出現并非一朝一夕，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第二，衡陽文學的發展基本上還處在一種感性的層面，缺乏一種理性的、哲學的深入思考。對生活的原生模擬是非常生動的，甚至是傳神的，而對生活本身的批判卻缺乏理論深度，甚至顯得非?？梢善饋?。這種感性使衡陽文學在總體上顯得膚淺，沒有內在的骨架和體系性；盡管某些地方特色渲染了它們的存在，但仍然缺乏獨特標志性；這種感性還使衡陽文學在著上了生活原始的粗糙之時，也少了面對對象的鋒芒、個性、棱角及其力度，從而可能會被湮沒在泛泛之中。第三，衡陽本土文學創作盡管個性多多，但在創作上也不自覺地存在類同現象，如法炮制、千人一腔使衡陽文學總難以在過去的范式中突圍，尤其在當今網絡時代，像追名逐利，講求效率，追求速度，乃至拼裝，批量制作的流水線生產大肆流行，許多人似乎被注射了激素，超常地發育，提前地成熟，許多人社會閱歷膚淺，社會積淀缺乏，但為了早日成名成家，為了盡早脫貧致富，邯鄲學步，效仿跟風，閉門造車，移花接木，拼湊一翻，杜撰一通，或者復制自己或者重復別人，甚至抄襲剽竊，為市場寫作，為時尚寫作，為消費寫作，有的以媚俗、懸疑、逗樂取勝，有的以前衛、玄幻、叛逆取勝，有的以嘲笑、謾罵、戲謔取勝，等等，急功近利者如過江之鯽，潛心創作者如鳳毛麟角。憑心而論，這種現象②在衡陽作家中并非多見，但也不自覺地、或多或少地浸染了衡陽的本土文學創作，我們需要嚴肅認識到它的危害，若不加以制止，可能會危及衡陽文學的發展壯大。第四，在精神氣質上，衡陽的本土文學還不乏內虛，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缺乏經典的衡陽精神。盡管衡陽本土作家在努力地表現這片熱土的生存之史，但真正有力度的作品少，尤其缺乏經典作品對衡陽精神深在的概括和表現。在藝術表達上，對其他藝術的借鑒和化用也顯得比較遲緩、保守和封閉，從而顯得單調和呆板。第五，衡陽文學還表現為視野的狹窄和短淺。許多作家在關注衡陽本土的創作時，限于自己的經驗、審美、技術，對衡陽之外的歷史、文化、自然、社會、國際等其他題材的關注非常少，這首先從氣勢上局限了衡陽文學的規格，也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同時，題材的集中化、藝術手法的單調化和視野的狹窄化，等等，都使得衡陽文學難以引起別人的長久關注，也難以雄闊地走出衡陽。

 

        近三十年以來，衡陽本土文學在努力呈現其多姿多彩的一面時，其局限性也不斷地暴露出來。特別是在新世紀日新月異的發展之中，衡陽文學假如不正視自己的現狀，不設法加以改進，將會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時代，落后于我們對衡陽文學的要求，也有愧于衡陽本土對我們這一代文學者的期望。

 

        盡管衡陽文學發展到今天還不是特別令人滿意，不過值得欣喜的是，衡陽文學工作者已充分認識到了文學發展的必要性，尤其是隨著“中部崛起”的實施，作為中部形象塑造的主要手段，文學崛起也將成必然之勢。所以，不論從意識形態層面、作家主體層面，還是讀者和社會層面而言，促進衡陽文學快速發展成了大家的共識。這主要體現在當前衡陽文學創作出現的幾個趨勢：第一，衡陽作家的個體意識的覺醒和群體意識加強，許多作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盡情地舒展自己的才華，多方面地熔鑄自己的特色并以集體發聲的形式表現出來，一些有影響的叢書得到出版，如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湘南作家文叢》，包括了譚浩泉的《土豆天堂》、呂宗林的《花溪》、封志良的《在深水中站起》、陳新蓮的《一樹桃花》、冷燕虎的《憂傷是一種呼吸方式》、曹德的《彎路》、謝應龍的《靈靈和一朵花》、劍君《蛙聲如雨》，還有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蒸湘作家叢書》，等等。雖然尚無大師出現，但這種以交響樂的方式集體推出衡陽作家也確實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這些作家都非常年輕，他們為衡陽文學的發展儲備了豐厚的力量，可以想見，衡陽文學在他們手中將進一步發揚光大。第二，作家們也意識到了拳頭產品的重要性，他們力避浮躁，潛心創作，努力追求大作品的誕生，雖然目標高遠，但向目標進軍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也在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不斷擴大在省內外甚至國內外的影響，如胡丘陵的詩歌創作、劉和平的劇本創作等已經得到全國性的認可和贊揚。第三，衡陽市首屆文學藝術獎在2008啟動，政府的推動已成為衡陽本土文學發展有力的推手，也更鼓舞了作家們的創作精神。衡陽人還在采取請進來送出去的方式到各地取經，不斷豐富自己、充實自己、提升自己，如許睫長居北京寫作劇本，胡丘陵不斷地請學者、詩人及其他作家前來衡陽講學，以及衡陽一批本土評論家的發聲，都為衡陽文學的發展增添了各種力量。第四，衡陽本土作家也努力地學習，不斷提升作品干預現實的力度、廣度和深度，使之變得更有力量、有厚度、有內容。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衡陽本土文學正在向人文性、經典性和現實性發展，盡管還剛啟航，但隨著越來越多高學歷年經作家的加入，衡陽本土文學必將走向豐富和壯大，多彩瑰麗的文學景觀還在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