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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鳴故里】龍應臺專輯
發布日期：2019-11-26 09:27 ? ? ? 瀏覽次數：? ? ? 來源：未知
龍應臺，女，1952年2月13日出生，祖籍湖南衡山縣。教授、作家、社會評論家、思想家，臺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曾任教于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任臺灣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臺北市文化局長、中華民國文化部部長等?，F任香港大學傳媒及新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清華大學（臺灣）徐賢修講座教授。著有《野火集》、《大江大海1949》等作品多種，作品針砭時事，鞭辟入里。在兩岸三地文化圈中，龍應臺是華文世界中一個罕見的異數。
我們的父親
龍應臺
我們的父親，出生在1918年的冬天。
我們不知道，這個出生在南岳衡山腳下的孩子是怎么活下來的。湖南的冬天，很冷；下著大雪。孩子的家，家徒四壁。
我們不知道，7歲的父親是怎么上學的。他怎么能夠孤獨地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去學校而不害怕？回到家時，天都黑了。
我們不知道，16歲，稚氣未脫的父親是怎么向他的母親辭別的;獨生子，從此天涯漂泊，再也不回頭，回不了頭。
我們不知道，當他帶著憲兵連在兵荒馬亂中維持秩序，當敵人的炮火節節逼近時，他怎么還會在夜里讀古文，念唐詩？
我們不知道，在1950年夏天，當他的船離開滿天烽火的海南島時，他是否已有預感，從此見不到那喊著他小名的母親；是否已有預感，要等候40年才能找回它留在鄉下的長子？
我們不知道，當他，和我們的母親，在往后的日子里，必須歷盡千辛萬苦才能將四個孩子養大成人，當他們為我們的學費必須低聲下氣向鄰居借貸的時候，是不是曾經脆弱過？是不是曾經想放棄？
我們不知道，像父親這樣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好像在荒野中重新找家的一代人，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們？
我們記得父親在燈下教我們背誦《陳情表》，念到高齡祖母無人奉養時，他自己流下眼淚；我們記得父親在燈下教我們背誦《出師表》，他的眼淚總是濕的。
我們記得，當我們的母親生病時，他如何在旁奉湯奉藥，寸步不離。
我們記得他如何教我們堂堂正正做人，君子不欺暗室。我們記得他如何退回人們藏在禮盒底的紅包，又如何將自己口袋里最后一疊微薄的錢給了比他更窘迫的朋友。
我們記得他的暴躁，我們記得他的固執，但是我們更記得他的溫暖，他的仁厚。他的眼睛毫不遲疑地告訴你：父親的愛，沒有條件，沒有盡頭。
他和母親，在貧窮和戰亂的狂風暴雨中撐起一面巨大的傘；他們撐著傘的手也許因為暴雨的重荷而顫抖，但是我們在傘下安全地長大，長大到有一天我們發現：教我們背誦《陳情表》，他其實是在教我們心存仁愛；教我們背誦《出師表》，他其實是在教我們心存對社會的責任。
兄弟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心存仁愛，奉獻社會，但是那撐著傘的人，要我們辭別，而且是永別。
人生本來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場，情再深，義再厚，也是電光石火，青草葉上一點露水，只是，在我們心中，有萬分不舍：那撐傘的人啊，自己是離亂時代的孤兒，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別人。兒女的感恩，妻子的感念，他已聽不見。我們只好相信：蠟燭燒完了，燭光，在我們心里，陪著我們，繼續旅程。
在一條我們看不見，但是與我們的旅途平行的路上，爸爸，請慢慢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訪談錄1：“衡陽是我永遠的夢鄉”
《衡陽新聞網》 陳斌
在網絡上搜尋“喜歡衡陽的100個理由”的話，這其中就包含著一條：著名作家龍應臺說“衡陽是我永遠的夢鄉。”足以可見，衡陽人為出了這樣一位名家而多么地驕傲，甚至喊得呼聲震天。
翻看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難發現她追尋“夢鄉”的蹤跡。在書的四十九頁，“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如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鋪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了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里。”這就是描寫龍應臺2009年重新走從廣州到衡陽的鐵路……
龍槐生憶鄉，老淚橫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緣起是龍應臺十九歲的兒子追問龍應臺他們的來歷、他們家自己的歷史，龍應臺發現自己沒法向兒子敘說，于是她開始尋找資料，努力給兒子勾勒出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的歷史。也試圖復原自己的父母和他們那代人對歷史的記憶。她開始追尋自己父母的來歷，開始認真思索上一代人和自己這一代人對歷史的記憶和感受。
其實，這本書是寫給龍應臺自己的父母。作為于臺灣出生的國軍后裔，她是眷村的女兒，龍應臺的父親姓龍名槐生，母親姓應名美君，因為她是出生在臺灣的第一個孩子，因此取名為臺。名字本身，就給她烙上了遷移者的身份。父親槐生來自湖南衡山，十五歲就已不明目的地離開了家鄉。在衡山火車站前，他不知怎的被招進了憲兵的“學生隊”，回憶起離開家鄉母親時的那一幕，清晰記得他母親匆忙擠入人群，從懷里掏出一雙白色布鞋底，本來想給兒子帶上一雙新鞋，無奈時間太趕，這位農民母親只能將一對鞋墊塞到兒子手里。這雙布鞋墊，槐生一揣就是六十余年，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鞋墊發黃，卻再也無法穿著它走近母親。八十歲，已經生根臺灣的槐生，在龍應臺的陪伴下，去聽《四郎探母》，老淚縱橫哽咽出聲的槐生，用他那五音不全滿口湖南腔的發音，打著拍子哼唱，“七十年歲月如江水飄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龍應臺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淳安。美君一九四九年一月倉皇上路，離開淳安古城尋找當時駐常州當憲兵隊長的丈夫。她臨別前，就平常地對她母親說一句，“很快回來啦。”沒想到，就在這一刻，她松開了家鄉的手。從火車站到火車站，過江過河過大山，一年半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發現自己已經到了海南島，身處海南島大撤退的浪潮之中。“碼頭上的傷兵絕望地倒在地上放聲痛哭，沒有負傷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邊緣”，后面是家鄉，阻隔在萬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棄了你的汪洋大海。急難中，船要開往臺灣，可是臺灣在哪里，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當時六十四軍的軍官安慰惶恐的士兵們，但自己心里也慌得厲害。也是，軍官只能也安慰自己說：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個叫做臺灣的地方，只是暫時躲一躲雨吧，也好?？勺鰤粢矝]想到的是，這一場雨，一下就是六十年。
應美君和龍槐生在臺灣高雄的碼頭找到彼此，和前后流落在這個島上的一百二十萬國軍士兵和家眷一樣，他們從此以臺灣為家，暫別家鄉變成了永恒離別，一上船，真的就是一輩子。他們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父母的一個縮影，而他們的兒女，有多少曾經仔細聆聽過與他們最為親密的父母親的這些故事？
龍應臺說，在那么多年的歲月里，父親曾經嘗試著告訴我們他們有一個看不見但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他們，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追問自己來自何處，更是追尋父母曾經未盡之言語，體味父母那一輩人曾經經歷的真實傷痛。龍應臺說，她想找回父親母親所經歷的真實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記憶，正是上一代人的境遇，才塑造了下一代人的靈魂。然而，書寫成之時，她最大的遺憾卻是，父親去世，看不到了，母親失憶，看不懂了。
龍應臺在書中這樣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牽夢系的水底故鄉。”
信奉人人平等的龍應臺
龍應臺《為臺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中提到了自己的中國人“情結”，寫道：“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于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于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臺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龍應臺對民主的追求不限于臺灣島內，而是波及到整個中國人，甚至全體華人。龍應臺繼續寫道：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后算賬；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么階級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龍應臺曾經說：“我其實只是不相信，人權應該以政治立場來區隔。國民黨、民進黨、他媽的黨，如果人的尊嚴不是你的核心價值，如果你容許人權由權力來界定，那么你不過是我唾棄的對象而已。不必嚇我。”龍應臺的《野火集》在當時的臺灣引起極大的反響。據說20日內加印4次之多。在當時的臺灣幾乎每5個人有1～3人看過這本書?！兑盎鸺穼ε_灣的解嚴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甚至《野火集》后來在中國大陸出版，對中國的大學生中也有極大的反響。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大學生認為這本書寫的其實不單單是臺灣，也包括中國大陸。
訪談錄2：我是一個永遠的實習醫師
《南方周末》 鞠靖等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您現在最大的夢想是什么？
龍應臺：我發現，其實年紀越大，夢想越小。如果我今年是22歲，剛剛大學畢業，你問我最大的夢想是什么，我大概會說，我有個非常大的、如何讓這個社會和這個國家變得更好的夢。但是，這么多年走下來，其實夢越來越小。這并不是因為對人生越來越悲觀，而是，我所親歷的20世紀后半葉到21世紀初這一段人類的大歷史，有一些比較大的夢，你看著它一個一個被實現。
二十多歲的我，生活在一個非常閉塞、非常貧困，思想上非常蒼白，個人的思想自由非常被壓抑的臺灣社會中，那時最大的夢是我們什么時候可以跟西方的自由國家一樣，有自己的巨大的思想自由的空間。過去這五十年，可以看到，那些大的夢，有些是局部的實現了。當然，實現的同時，另外一套難題又衍生出來，那是另話。
你問我現在最大的夢是什么？我會說我的夢很小。我會說再過兩天是月圓，我特別想到花園去看最圓最黃最漂亮的月亮。接下來，下一本書寫完了，會有兩個月的空檔，我夢想的是如何可以找到兩三個最喜歡的朋友，到最特別的地方去旅行?；蛘呤钦f，我知道明年暑假孩子會到臺大來當交換生，我現在就開始想那個學期我要怎么樣享受他在我身邊的時間。你看都是小小的個人的夢?？墒抢蠈嵳f，這是因為那個很大的夢（的實現）在某種程度上給了你空間，讓你有那種奢侈的自由去做一個人的小小的夢。
南方周末：您后來去美國，可以說是想去找一個實現自己夢想的路徑，可是真去了之后發現那里其實跟自己沒什么關系，臺灣的現實跟那里完全不一樣，您想要的不一定能要得到。在這樣的一種環境里，您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有沒有一點迷茫？
龍應臺：不太有迷茫，因為天真。
我跟我臺北的精英朋友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那就是我在南部的漁村長大，當我同齡的臺北少年們已經在偷偷地讀魯迅、讀禁書的時候，我還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魯迅這個人。在南部鄉下長大的意思就是，我比臺北的朋友們懂得少、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意味著，1983年從美國回到臺灣開始寫《野火集》，大聲地抗議這個社會“怎么是這個樣子”、“中國人為什么不生氣”的時候，我并不知道前面有很多吶喊的人都碰到如何悲慘的命運。因為我是南部鄉下長大的小孩，所以寫《野火集》的那個時候，我比一般我的同儕們要來得更天真。所以反而覺得，這些夢全部都是可以成真的，這么簡單的事情你們為什么不去做？這樣想就沒有那種迷茫，也沒有那種憤世疾俗，就是天真地覺得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周末：您尋訪過很多老兵，我想他們肯定都有自己的夢?？梢詾槲覀兠枋鲆恍┧麄兊膲魡?？
龍應臺：我為了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采訪了很多老兵。老兵有很多種，跟我父親一樣的1949年的這些老兵們，我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在訴說如何艱苦、貧窮的時候都可以講得很清楚，在訴說如何打仗、戰敗、被圍困、忍受饑餓的時候都可以很堅強，但是在講到離家之前對母親的最后一瞥的時候，每個人都崩潰了。這給我的印象當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有一個老人家的夢，我覺得最特別。他是臺東的原住民，17歲的時候糊里糊涂以為要去讀書，結果發現變成國軍了，糊里糊涂到了高雄港，一看一條大船在那，就被押著上了船。這艘船就直接被送到山東的戰場去打共產黨。打了沒多久，他被俘虜，又變成解放軍了，一直到90年代才獲準回家。60年的人生就這樣糊里糊涂地過去了。我問他，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就像磁帶倒帶，你希望倒到哪一點？他說希望時光一直倒回到17歲那年，“他們跟我說行軍半天就回家，結果走著走著到了海港，看到一艘大船”，他希望時光倒退到他走在上船的繩梯上的那一刻，不是讓他上船，而是讓他倒退走下船回家。這是他的夢，也是一個破碎的夢。這讓人很傷感，當一個國之大夢破碎的時候，有太多太多人民自己的小夢也是被肢解破碎的。
南方周末：和文化界的前輩們，比如沈君山他們，你們在夢想上有沒有交集？
龍應臺：有。你譬如說，在臺灣很受尊敬的余紀忠先生，他是一個典范，他有過一個“中國夢”，而這個“中國夢”，不應該被簡化地理解為“讓中國崛起、讓中國強大”。他們那一代人的“中國夢”，其實是文化的和思想的。他曾經打過趙家樓，參加過抗戰，后來在臺灣辦了一份有啟蒙意義的報紙《中國時報》，為臺灣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這輩人的所作所為，我覺得是承襲著自龔自珍以降中國文人的傳統。到臺灣后，辦報是他實踐自己的夢的具體做法。我對他這樣的文化前輩當然有著很高的尊敬。但如果你問的是，我是不是跟他們所有的見解都一樣？那就不一定了。他們那一代人，跟我對于“中國”這個概念可能就會有不太一樣的情感深度以及價值觀。“民族主義”可能在他們的價值圖譜里會稍微強一點，我們這一代人，比如我自己，可能“民族主義”就不那么重要了，起碼不如“民主”這種價值。但是在基本的文化風范、思想，以及最核心的社會責任方面，我覺得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周末：大家各有各的辦法，在實現自己的夢。有人把您比成“女魯迅”，您認同這種比喻嗎？魯迅對于國民性有很多批判，您也曾經說過，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個人，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為了提高這種所謂的人民的素質，您能開出一個什么樣的藥方？
龍應臺：我比魯迅要溫柔點吧？性格也不一樣。他當然有他的時代的背景，那樣憂患的時代給他很大的壓迫感，所以他也比較急切。我對于冷靜觀察、理解本質的興趣更高一點。我不太愿意說我能開什么藥方，如果一定要說文人對于社會的關系有點像醫師開藥方，我倒覺得我自己就是一個永遠的實習醫師，自己在不斷的學習中，因此不太敢說自己開藥方。
以我自己比較熟悉的臺灣社會來說，有一點像剝洋蔥一樣：開始的時候會以為集權體制就是這個問題的核心所在，沒想到你把外面那一層政治體制的問題剝掉了以后，赫然一看里頭還有一層，這一層很可能就是行政體系本身的顢頇、貪腐、無效；你把這一層再剝掉以后，又發現里頭還有東西，一個社會少了政治控制之后，它變成由商業、由金錢利益來控制；把這層再剝掉以后，你又會發現，從前義正詞嚴的反對黨、從前抗議的英雄們，本身變成了可怕的動物。你打倒了一個壓迫你的東西之后，馬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需要抵抗的對象。到最后，如果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夠強的話，你會發現：你自己就是那個洋蔥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很不敢說下什么處方，因為往往那個開處方的人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但必須承認的是，今天的社會氛圍非常奇怪，商業文化、消費文化侵蝕著我們的生活，傳統的文化存在著斷裂?？梢哉f中國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現實、難以捉摸的未來”。這會不會困擾很多人，包括您自己的夢？
龍應臺：有困惑。對一個國家的所謂崛起、社會的興盛和衰微，我們有一套粗略的價值評判，中國現在崛起的姿態和速度，確實是讓全球的人都懵了，怎么是這樣的速度、這樣的方式，而且帶著這么多的悖論？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會有一個困惑：你什么時候該對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時候其實應該保留、繼續觀察？這種拿捏我覺得其實在考驗著所有關心中國以及觀察中國的人。
南方周末：其實我也注意到您的這種變化，似乎不是在直接地批判了。您也說到，如果對于事實沒有很深刻的了解，不會輕易做出評判。這是不是也是這些悖論對您產生沖擊之后的選擇呢？
龍應臺：對，因為我發現這個悖論非常非常巨大。這個悖論的落差，可能還大于我所認識的譬如說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個時代，或者說康梁的時代，因為它跟科技的發展、跟全球化急速的變化有關。在臺灣成長的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其實不太容易說是客觀的，因為我們在“萬惡的共匪”這個環境里長大。到了“萬惡的共匪”這個過程過去之后，又出現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對峙，有民進黨關于“獨立”的一套敘述。兩者雖然是不一樣的東西，卻又有重疊的部分。不管你是哪一邊，你總是從那個環境里出來的，又帶著和中國文化、文字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要客觀不是那么容易。對我自己比較大的挑戰，是想要看清楚。
訪談錄3：在追求的道路上，過程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報》 曉德
一九八五年，龍應臺的《野火集》火遍臺灣島。二十五年后，臺灣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臺灣，而大陸，卻依稀可以從這本二十五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許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二十五年，《南方都市報》再訪龍應臺，談“野火”的生命力，談“臺灣”與“粵國”，談“柔軟的力量”和“社會永遠需要清醒的人”。
民間自己腐敗時怎么辦？
南都：《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回頭看臺灣的變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暢想或者“恨鐵不成鋼”的心愿，現在都實現了嗎？
龍應臺：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時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啟超和孫中山的門，叫醒他們，問你問我的問題：“四個二十五年以后回頭看，心愿都實現了嗎？”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極其復雜的。
《野火》卑之無甚高論，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會的責任從集體——譬如政府或學?；蛎襟w或社會等等，搬回每一個個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個個人的“公民意識”要覺醒。就這個“心愿”而言，二十五年來，臺灣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遠。所謂公民意識，基本上就是一個社會里的個人清晰地認識到幾個基本原則，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因此當它不稱職的時候，撤換它重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權利。二、政府就是會腐敗，而且一定會隱瞞真相，因此公民必須把自己的監督權發揮到極致。三、促進社會進步，公民不能消極地被領導，他必須主動、積極，他必須強悍。他要從跪著的位置站起來。
這樣的呼吁，是針對當時的時代背景的。二十五年前寫《野火》時候的臺灣，登記任何一個民間組織——不論是慈善的還是環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種種箝制，因為執政者害怕你民間力量的形成。一個對自己管治的正當性沒有自信的執政者，通常會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間被養成侏儒。
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臺灣的民間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過了政府。臺灣現在登記在案的，大約有三萬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加上沒立案或不需要登記的，總共估計有十萬個，環境保護的、消費者權益的、防止自殺的、協助身心障礙的、保護被虐兒童的、為少數族群爭取權利的、保護同性戀人權的、扶貧濟弱的、培育青年領袖的、監督“國會”和媒體濫權的、對抗司法不公的……幾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議題和領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業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說，二十五年之間，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環罷了，民間獨立自發的力量非常蓬勃。
二十五年之間，政府變小了，民間變大了。但是，在民間的“大”里頭，馬上出現一套全新的問題：譬如說，民間自己腐敗時怎么辦？比如媒體是民間吧？當媒體本身濫權、造假，黨同伐異時——你怎么辦？比如，選民是民間吧？當選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識和胸襟，以選票來違反正當和正義時，你怎么辦？這就是《野火》當時的另一個“心愿”——臺灣民主的品質提升；在這個層面，可能就離“實現”很遠了。對抗一個威權執政者的時候，因為它很龐大，你全神貫注在它身上，使盡全身的力氣，而在這漫長的使力過程里，你會誤以為威權政府及其體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敵人。等到威權政府巨大的身軀倒下之后，你才赫然發現，當自己變大時，自己本身的問題——也就是公民社會本身的素養空虛的問題，一股腦全部浮現，而且沒有一個不重大，沒有一個不難纏。曾經為臺灣的民主努力過的人，就這么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關懷的社會陷入選舉的虛耗、政策的搖擺、政客的短視、民粹的凌駕、消費主義所帶來的極度庸俗和淺薄席卷精神世界……
二十五年之后，當我隨手打開臺灣的報刊，和大陸的幾個較好的報刊做一下比較，總覺得觸目驚心：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從主流社會里退席？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所說的，“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是個極其精準又駭人的描述。
過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都：能不能說，臺灣迎來了民主制度，但您卻對它有點失望？
龍應臺：應該說，臺灣的民主實踐和我們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馬上跳到“失望”這個結論，我倒不那么認同。因為，當任何實踐和期待有落差時，緊接著必須問的難道不該是，是這個實踐特別差呢，還是我們的期待過于天真？很多人已經說過，民主從來就不是“最好”，而僅只是“最不糟”的選擇而已。你要我選“毒蘋果”還是“爛蘋果”，我選“爛蘋果”嘛。即使是這“最不糟”的“爛蘋果”，都需要我們費盡力氣，慢工細磨才能做對，它本來就是一個需要不斷犯錯，不斷學習，不斷去檢討、去完善的過程。美國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個恐怖襲擊，一場伊拉克戰爭，就暴露出它體制里頭還有多少濫權橫暴的空隙?？纯碈homsky（喬姆斯基，美國語言學家，著名異議知識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國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嚴的這條路上，其實那個不斷要求更新、不斷自我改造的過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說，我們在二十五年前對臺灣的期待是它應該“抵達”某一個境界，而二十五年后它沒有“抵達”到那個點，我們因而“失望”，我反而認為，這是我們對于“過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認識不夠透徹的緣故。
南都：當年在《中國時報》發表專欄的時候，您是否想到過您的文章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
龍應臺：寫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的時候，只是單純地覺得“我看不下去了”、“憑什么要我忍受這樣的政府、這樣的環境？”對政治的暗流卻毫無知覺。那時剛從美國回臺不久，完全不知道人們已經壓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來排山倒海的回響，像壓力鍋突然掀了鍋蓋，我一看，鍋子里全是沸騰而不準流出的淚水——就明白了。
南都：這么多年過去了，大陸和臺灣都在按照各自的軌跡向前發展，可是，二十五年前您可以發表《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而今天，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來，許多臺灣人對于是否“中國人”的認同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您是否有過切身的感受？
龍應臺：二十五年來臺灣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認同的質變。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前，人們的認同是被塑造、被規定的、沒有自由長的空間。隨著公民社會的開放和成長，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樹被種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隨著風吹雨打霜降，長出自己的樣子來。這是一個開放社會必然發生的，要把它再勉強塞回原來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斷根了。
《野火集》：一面折射準確的鏡子
南都：二〇〇五年的時候，您曾提到過，許多大陸人看來，《野火集》似乎是為大陸而寫。這對您來說，當時是否也是一個意外？
龍應臺：意外比二〇〇五年早?！兑盎鸺纷钤绲拇箨懓媸窃谝痪虐税四甑谋本┌l行的，沒有我的授權。那時候得知北京的大學生在傳讀這本書，很驚訝，不明白一本專談臺灣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書，為何遠在北京的讀者會有任何共鳴呢？那感覺有點像，給一個病人開的診斷書竟然被另一個人拿去買藥了？其中必有歷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隨著我對大陸的認識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別忘記，那曾經是多么蓄滿能量的年份啊。
二〇〇五年以來，《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陸一直不斷再版而且被廣泛討論，透露出很多訊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種種社會問題，隨著中國大陸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經濟發展，加劇而且擴大地惡化——假奶粉、假酒、化學污染、招商引資所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幾乎像個“預言”書一樣。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為相對于一九八八年，人們的“公民意識”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個紀錄片一樣，呈現了二十五年前臺灣人在開始面對同樣問題的時候，如何艱辛地掙扎和努力。對今天的大陸而言，它就再度成為一面驚心動魄、折射精準的鏡子。
南都：您曾羨慕德國人阿弗瑞，他可以帶您看故鄉的小鎮，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時代的住所和門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卻感嘆自己找不到過去。今天的大陸，拆遷問題幾乎無處不在。過去不見了，未來也變成了無根的草。這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代價？
龍應臺：這不是城市發展的必然，這是拿“城市發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個外國侵略者或殖民者做這樣的處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讓出來，給另一群人享用，你會稱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經濟問題，它更深層地聯系著價值、信仰、情感、記憶，聯系著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網絡，猶如皮與肉的不可割離。剝奪這一代人的幸福，說是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剝奪少數人的幸福，說是為了多數人的幸福；剝奪底層農民的幸福，說是為了中產階級的幸福。也許你看見的是所謂“進步”，對不起，我看見的是赤裸裸的掠奪和暴力。一個植根在掠奪和暴力上面的進步，能叫進步嗎？如果滲透進每一塊磚每一根鋼里頭的精神，是對掠奪和暴力邏輯的接受，你怎知道這種進步不會有一天回頭來反撲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點歐洲城市發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奪和暴力絕對不是城市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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