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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鳴故里】洛夫專輯
發布日期：2019-11-26 10:04 ? ? ? 瀏覽次數：? ? ? 來源：未知
洛夫，本名莫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省衡南縣，1949年赴臺灣，現旅居加拿大溫哥華。他潛心現代詩歌創作，寫詩、譯詩40多年，對臺灣現代詩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目前已出版詩集31部，散文集6部，詩論集5部。1999年，洛夫的詩集《魔歌》被評選為臺灣文學經典之一，2001年又憑借長詩《漂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洛夫早年為超現實主義詩人，表現手法近乎魔幻，被詩壇譽為“詩魔”。
首屆“李白詩歌獎”大獎獲得者。
紅油菜苔的傳說
洛夫
1988年，兩岸初度冰消。這一年堆在我心中多年的積雪也開始融化。8月我偕老妻終于在隔絕了四十年后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鄉湖南衡陽?？绯鲕囌?，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個繁體大字：“衡陽車站”，仍是四十年前我從這里出走時的老樣子，一筆一畫，仍堅持著刃的鋒芒，只是額上布滿了滄桑。
歸來的游子，飛回的秋雁，被歡迎的人擁簇著擠出了車站。第一個見到的是體態瘦小而精神矍鑠的大哥，擁抱時積了數十年的熱淚潸潸然流到了唇邊。兄弟、親友、同學又在故鄉重聚，時而歡笑，時而悲泣，怔忡之間，恍若隔世。進入衡陽賓館后，大嫂首先問我最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說出一連串家鄉的土產：臘肉、魔芋豆腐、油巴子……，尤其是母親的拿手好菜：紅油菜苔炒臘肉，臘肉片片透亮，熏得香味絕佳，紅油菜苔青翠滑嫩，兩者一經熱炒，便成了舌尖上的一道美味，多來年在我嘴里隨著口水流轉不息，只可惜回家那年季節不對，沒能吃到這道好菜，仍只是保留在心中的一種傳說。
1949年獨自離開家鄉，遠走天涯，我雖忍痛割斷了兩岸的地緣和政治的過去，卻割不斷養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礪我的精神與智慧，培養我的人文素質與尊嚴的中國歷史和文化，而這一切又都離不開衡陽這一方水土的栽培。1988年，四十年后我又“雁回衡陽”，初次見到一些“解放路”、“列寧大道”之類的新街名，不免悚然一驚，有著滿腹疑慮的陌生感。街面昏黯，市容與四十年前差別不大，兄弟們住的工廠宿舍破舊不堪，衛生條件驚人地落后。記得有天大哥帶我到食堂吃早餐，發現包子硬如石塊，跌在地上彈起有一尺之高。衡陽??！我的家鄉，它正期待著經濟起飛，脫胎換骨。
二十余年后，2009年10月我再次回到衡陽，發現這個城市果然起了大的變化，早晨我跨出雁城賓館，漫步街頭，仰見高樓大廈林立，滿街都是來往的汽車，市容光亮整潔，煥然一新，儼然一座現代城市。下午，文化館館長胡朝陽帶我去了衡南縣政府所在地“云集”，但見到處張燈結彩，千多條寫著歡迎與祝賀詞句的紅布條飛揚在大街小巷的上空，滿城一片喜氣，原來這天是湖南省文聯、衡陽市政府主辦，衡南縣委縣政府承辦的“洛夫國際詩歌節”，應邀從各地來參加云集盛會的有各級地方政府領導，中外貴賓，著名詩人、專家學者，以及全國媒體記者數百余人。上午在廣場上舉行的開幕典禮，觀禮者更是萬頭攢動，精彩的表演節目吸引了大批的熱情鄉親群眾圍觀，可謂盛況空前。開幕式之后接著是“洛夫文學館”的破土奠基典禮，在一陣歡呼，彩旗飄揚，泥土飛濺中，一座為一位健在的詩人興建的文學館已隱然成形。三年后，占地約1137平方米，一座風格高雅的江南園林式的“洛夫文學館”已雄健而不失柔美地坐落在故鄉的大地上，而這時我面對的不只是一座深具文學史意義的建筑，而更是一份深厚的難以回報的鄉親關愛之情，當然，還有我內心滿溢的愧疚和感恩。
我經常為純潔真誠的親情友情感動不已，在衡陽，除了血緣之親外，我還有許多文學之親，如從政的詩人胡丘陵、陳群洲、劉定安，從事文化墾植的甘建華、譚耀，稱為詩壇新湘軍的《湖南詩人》群郭龍、郭密林、呂宗林、寒枝，以及更年輕更具潛力的衡南詩群羅子健、阿魯、羅詩斌等。每次回衡陽時我都受到他們熱情的接待，使我這老邁而又年輕的詩心得到極大的慰藉。
衡陽雖非政治與經濟的重鎮，卻是一座享譽千年的文化名城，累積了極其豐富的人文底蘊，就其名勝風光而言，除了名聞遐邇的南岳外，“衡州八景”一向視為衡陽風景的八大亮點，但大多老舊，已成歷史陳跡，亟須開發新的景點。盛明明是一位學養與品味兼備的儒商，經他一手打造的“湘水明珠”景點，沿著湘江東岸逶迤出一片長達數里的碑苑，在花木掩映中羅列眾多的巨石，上刻歷代名家詩詞雋語，蔚為奇觀，為“衡州八景”之外，添加了一處耀眼的新景。我希望城內將有更多的新景點出現，讓風光點亮文化，讓文化提升市民的精神素質。
1996年，由于主客觀因素的考慮，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市。初抵異國，每當黃昏，獨立蒼茫，在北美遼闊的天空下，我經常像丟了魂似的感到彷徨無依，清晰地感覺到自我定位竟是如此的曖昧而虛浮。“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也不失為一種凄美的境界，但面對“二度流放”的時空，總不免感到一種失魂落魄的孤寒，何處是家園？身份的，也是精神的，這時，我特別思念衡陽。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作家托瑪斯?曼流亡美國，有一次記者問他，“流亡生涯是否對你形成極大壓力？”他當時毫不遲疑地答道：“我托瑪斯?曼在哪里，德國便在哪里。”此話說得多么理直氣壯，豪氣干云，不僅表現日耳曼民族的錚錚風骨，更顯示一個作家的卓絕的自信。我雖說不出如此大氣度的話，但也可以毫不愧色地說：“我洛夫在哪里，中國文化便在哪里。”狂妄嗎？不然，因為我游走五湖四海，不論置身何處，都帶著中國文化。我一直有這么一個感覺，移居異城，只不過換了一間書房，同樣的氣氛，同樣的書香，每天照樣讀書寫字，偶爾面對窗外大雪紛飛時揮毫書寫繴窠大字。筆墨來了，線裝書來了，它們怕我寂寞，又邀來了莊子、屈原、李白、杜甫、王維、蘇東坡幾位老友前來做伴，很熱鬧，但有點擁擠，把空虛和孤獨都擠出了窗外。重要的是，中國文化使我膽氣大增，也使我的生命感到扎實，豐盈而尊貴，這時，我想到了衡陽，是湖湘文化早年給了我十足的底氣。
每逢晚秋，衡陽名菜紅油菜苔炒臘肉已不再是記憶中的傳說，而是一股濃濃的、甜甜的、溫馨的，意味無限綿長的鄉愁，在枕邊，在舌尖，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懸念中。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我的家鄉在中國湖南南部的衡陽，那兒有蜿蜒千里的湘江，五岳獨秀的南岳，是一個人稱“寰中佳麗”的地方，相傳“北雁南飛，至此歇翅?；?rdquo;，故又雅稱“雁城”。
古代湖南遠離中土，地老天荒，人才稀缺，自東漢蔡倫始，方形成浩浩蕩蕩之人才潮流，遂有“湖湘名人蔡倫始”之說，也就有了后來的“惟楚有材，于斯為盛”。蔡倫是一位對人類文明做出杰出貢獻的發明家，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第7人，他的家鄉就在我們衡陽境內的耒陽。
明末清初，衡陽又出了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夫之。他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非凡氣概，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總結，形成了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高峰，與德國黑格爾并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座”。他晚年隱居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一直是文人士子朝拜的圣地，越來越多的人把它當作一生中必去的地方之一。
衡陽古代雖是貶官之地，但優美迷人的山川風光，南岳衡山佛道共存共榮，引無數文人競折腰。謝靈運、王勃、張九齡、李白、杜甫、白居易、呂溫、齊己、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范成大、辛棄疾、劉克莊、文天祥、湛若水、羅洪先、張居正、徐霞客、袁枚、何紹基、釋敬安、譚嗣同、郭沫若、朱自清、田漢等歷代詩文大家，都先后來過衡陽，留下了數千首詩詞和數百處摩崖石刻，在衡陽文化史上占有獨特而卓越的地位，韓愈開云、朱張霽雪更是成為天下美談。
位于湘江、蒸水、耒水三江匯流處的石鼓書院，是藍墨水的上游，衡陽軟實力的象征。它創建于唐代元和年間（公元806年至810年），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皇帝欽賜“石鼓書院”匾額，與岳麓、睢陽、白鹿洞書院并稱為“天下四大書院”。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書院，在長達1200年的辦學過程中，石鼓書院造就的人才之多，實在難以勝計。著名抗元英雄李芾、明末大儒王夫之、千古難尋奇男子彭玉麟、清代探花譚鑫振、光緒皇帝書法侍講彭述等，都是從石鼓書院走向中國大舞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作為湖湘第一勝地，歷代騷人墨客在此激發了欲罷不能的詩情，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詞。我少年時代家住石鼓書院附近，經常到石鼓書院游玩，受到石鼓書院文化的熏陶。近年每次回鄉，我都要到石鼓書院走一走，看一看，頂禮膜拜石鼓七賢。
衡陽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愈來愈受到國人的重視和海外學人的關注。北宋理學鼻祖周敦頤，幼年喪父，投奔衡州舅父鄭向，在衡陽讀書、生活12年，后來寫作了千古傳誦的名篇《愛蓮說》。南宋紹興年間，胡安國、胡宏父子在南岳衡山創辦文定書院，形成了一個有影響的家族學人集團，開創了湖湘學派。他們不計利祿，一心求道，身在南岳，心憂天下，體現了以經世濟民為己任的崇高胸懷。他們的學風衍化成湖湘文化的基因，氤氳于三湘四水之間，歷千百年而不竭。故錢鍾書先生說：“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浙江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
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精深博大、氣勢恢宏的歷史文化，激勵了衡陽新一代學者整理、挖掘、光大、發揚先賢名人事跡的志趣。我的同鄉后生甘建華，就是一位癡迷于家鄉風物，鐘情于桑梓往事，致力于衡陽文化名人研究的湖湘才子。他當年以“西部之西”系列小說散文成名，后又以深度報道成為中國著名記者，經商成功后華麗轉身，沉寂書齋七年之久，終于向世人奉獻出了一套有雄奇瑰偉之氣的著作，《藍墨水的上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本。
甘建華在實地踏勘、慎重采信中發現，衡陽歷史上所出現的文化名人，絲毫不遜色于中國的任何一個地區，有許多開宗立派的大師，有許多星光燦爛的人物，囿于歷史資料的闕如，我們以前可能聞所未聞。為了彌補這種缺憾，他與他的學術顧問反復商榷，特地精心編撰了一個《湖湘文化名人衡陽十字歌訣》，既簡明易記，又瑯瑯上口，這就是：一紙圣、二狀元、三學宗、四耆宿、五書家、六僧道、七賢人、八畫師、九文士、十世家?？梢赃@樣說，衡陽文化在走過兩千多年歷史之后，終于等到甘建華來做一個系統的總結了。
甘建華游走于文學和歷史之間，堅持精致寫作、快樂閱讀的原則，行文中充溢著對衡陽人文歷史的溫情和敬意。他花費4年時間深入研究，查找到了衡陽籍298名進士的科第年里。而關于元代衡山人何克明的情況，他更是孜孜以求，廣征博引，最終查證了何克明的狀元身份，讓他的名字進入了《中國歷代狀元榜》（《兩個半狀元》）。甘建華之前，我們有多少人知道，歐陽詢、周敦頤、文徵明、曾國藩、王闿運是衡陽人（《鄉關何處》）？李白是否確曾到過南岳（《李白、杜甫與衡陽》）？《梅花三弄》、《瀟湘水云》、《平沙落雁》居然出自衡陽（《中國十大古琴名曲衡陽有其三》）？石鼓有前七賢祠，怎么還有一個后七賢祠（《石鼓書院七賢》）？衡陽保衛戰可曾有一首衡陽守軍及衡陽人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贊歌（《＜中湘頌＞與衡陽保衛戰》）？甘建華焚膏繼晷，搜尋吉光片羽，據說有些文章修改不下百次之多。但他的個人化寫作，他所做的這一切無量功德，為人們重新審視衡陽這座湖湘名城，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并進一步提升了衡陽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
我認識甘建華是在2004年金秋，爾后每次回鄉，他都要來看望我，使我心里非常感動。2005年，他來信告訴我，他在湖湘文化名人網站為我建立了洛夫頻道，這是中國大陸文化人士中第一個為我做的網站。我從加拿大給他寄去了一幅行書斗方，是一幅錄莊子語：“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寧寂淡然，心智從不滯留一方，世上一切美好的東西，自然都匯聚在他的周圍。我想，這是對甘建華為衡陽地方文化事業所付出的精力與智力，一個比較準確的描述吧。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他牽頭成立的衡陽市湖湘文化研究會的諸多專家學者，都以甘建華式謹嚴的治學風格，相互砥礪，奧援有靈，即將陸續捧出一批衡陽歷史文化研究的精品力作，我因此而感到非常高興。
那么，就請讀者諸君看好了，在藍墨水的上游，湖湘文化曾經迸發出了怎樣璀璨奪目的光輝。
2010年9月于加拿大溫哥華雪樓
訪談錄1：鄉愁是一種治不好的病
《鳳凰網》 佚名
詩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
筆者：請簡單介紹一下您近年來的詩歌創作情況。
洛夫：2000年，我完成了3000行長詩《漂木》的創作，并于新世紀的第一天在臺灣《自由日報》連載兩個月。2001年，《漂木》出版后佳評如潮，并曾多次獲獎?！镀尽泛嗴w字版已于今年9月在北京出版。2004年，獲北京“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去年，第三次當選臺灣“十大現代詩人”，名列首位。今年5月，應福建文聯之邀，參加在福州舉辦的“詩之為魔---洛夫詩文朗誦會”。前幾天，應上海作協之邀，參加了在上海舉辦的“2006秋?上海?洛夫詩歌之夜”。
筆者：您早期的詩歌創作曾致力于超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嘗試，風格獨特，意象奇譎詭異，被詩歌界稱為“詩魔”。但是自《魔歌》之后，您開始了從超現實主義向傳統的回歸，并努力從現實生活中發掘詩情，創作的風格也趨于簡潔平靜。請問為什么會產生如此明顯的變化？
洛夫：我早期向西方現代主義學習，是為了尋求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后來，慢慢成熟以后，我作為一個中國詩人，內心想要表現的還是中國人自己的風格，是一種民族性的東西。中國古典詩歌有特殊的美學，是一種意象之美，這種美有延續性，有生命力，我向外國取經，最終還是要回來的，這是一種自我覺醒。上世紀80年代，臺灣詩壇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詩的價值予以重估，我的一個新的探索方向便是如何把中國傳統的哲學、美學、人文精神融入現代詩歌形式之中，希望能衍生出一種新的東西---中國現代詩，或稱現代化的中國詩。我當時曾主張中國的禪宗與西方的超現實主義相結合。
筆者：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對書法藝術產生興趣，并著手練習書法的呢？
洛夫：就在我重新發現中國古典詩詞之美和傳統文化的價值，而開始修正自己的美學觀念時，我突然對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小時候在家鄉也臨過帖，但去了臺灣后幾十年未拿毛筆，自從有一次參觀臺北歷史博物館的“歷代書法名家展”之后，我被展出的書法作品迷住了，千百年來遠古的時間就在他們的造型美中停止了，這時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藝術的永恒，才開始下決心拜師學習書法，那一年我55歲。
筆者：作為一名現代詩人，您眼中的書法是怎樣一種藝術呢？
洛夫：在我看來，書法就是技巧地、有方法地運用毛筆、水墨和宣紙的特性來寫字，這個“字”乃是一種超越符號的藝術形式，不過這個字必須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辨識，否則就不是書法，而是繪畫。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觀念，即“空間的創造”。書法雖不是繪畫，但卻有水墨畫的性質，特別重視“留白”，黑白雖只有兩色，但兩者交融互補所產生的變化卻是無限的。一幅藝術性很高的字，能使人感到氣韻生動，像音樂似的，具有優美的節奏感，這些都是書法藝術的空間效果。“法”的突破才是書法藝術創造的開始。書法重視“法度”，但為了使書法從技術層次提升到藝術層次，為了創造新的空間，在形式上結構上必須追求法的突破。一位有創意的書法家，要能從有法到無法，懂得如何與師傅告別，不管這個師傅是顏真卿，或現代的張老師李老師。書法藝術的突破不是不要“法”，而是要建立新的法，新的秩序。
筆者：您是一位相當前衛的現代詩人，現在又從事了一種非常傳統的書法藝術，您不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矛盾嗎？
洛夫：表面看來是很矛盾，但從純美學觀點來看，真正美的東西是萬古常新的，超越時空的，唐朝懷素和尚的草書，至今看來還是那么氣韻生動，富于節奏感，所以他創造的美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我所追求的藝術，只是一種本質上的美，不管它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
筆者：當前中國詩壇上最引人關注的事情是由詩人趙麗華的詩歌創作所引發的一場激烈爭論，詩歌也因此事件而暫時擺脫了邊緣地位，而登上了很多報刊媒體和網站的頭條。請問您是否注意到了這個爭論，您又是如何評價這個事件的？
洛夫：詩本身是一種創作，拿中國詩歌最高峰時期的唐朝來說，那些流傳下來的詩都是有詩的趣味的。很多人拿著口語化寫作的詩問我，這是詩嗎？我說真正的詩不是這樣子的，詩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中國當代詩人用口語寫作除了表現時代性以外，還要加強藝術性，應向中國古典詩歌去學習，要找回來已經失落了很久的意象之美。當下的詩歌之所以會處在一種邊緣化的境地，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敘事詩和口水詩的盛行。
鄉愁是一種治不好的病
“詩歌需要長期的觀察、體悟，它是生命內涵的再創造，沒有詩歌的民族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的民族就沒有希望。”
華發斑駁，面帶笑容。耐心而認真地回答著每個問題，面對一群隨時準備“發難”的記者，洛夫顯得從容而淡定。當他的作品《雨想說的》、《漂木》出現在“中山杯”華僑文學獎的參評登記表上時，他笑著說，取道中山，沒想到有意外的收獲，那是出版社幫他報上去的，得獎與否，已不在心間。
筆者：在海外生活多年，您如何看待這些年華僑文學的發展？
洛夫：這些年海外的華文文學越來越繁榮，在溫哥華就有一個“加華”作家協會，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越來越多的海外游子選擇了用寫作來表達精神訴求。我曾經在2000年寫過三千行長詩《漂木》，表達的就是這種情緒，海外華人就像漂木，在時代之風吹襲下隨波逐流，他們最向往的還是祖國的關懷。他們需要透過寫作求得精神的力量，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得到支持。
筆者：確實，鄉愁已經成為華僑文學非常重要的母體，如果當年不離開故土，就沒有了這部分文學的枝葉。
洛夫：我是1949年去的臺灣，而后去了加拿大，如果我當年不離開大陸，就很難有現在的作品，我一定沉溺在政治的苦難中被打為“右派”。所以與祖國恰如其分的距離讓我重新回過頭審視我曾經生活過的這片土地。當1988年我回到故土湖南，下了火車站看到“毛主席萬歲”時，心里還是有點害怕的，道路名不是解放路就是紅旗路，已經完全沒有了小時候那么優雅的名字，我才明白原來鄉愁是一種病，是一種醫不好的病。我懷念的是舊時的家鄉，父母、玩伴，但如今回去物是人非，父母已不在人世，我就如一個孤魂野鬼在世間漂泊。
筆者：有人稱呼您為“詩魔”，您接受這個叫法嗎？
洛夫：我想“詩魔”是說我的詩歌語言技巧變化多吧，這只是別人給我貼的標簽，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的寫作也不是靠激情來完成，寫詩不需要太熱情，它需要冷卻下來的凝練，所以我常常需要一個星期的醞釀然后動筆。詩歌需要長期的觀察、體悟，它是生命內涵的再創造，沒有詩歌的民族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的民族就沒有希望。
筆者：您曾憑借《漂木》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中國人似乎有種“諾貝爾”情結，您認為中國文學離諾貝爾文學獎到底還有多遠？
洛夫：這個問題我也曾跟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馬悅然談論過，馬悅然是瑞典文學院18個院士評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我們倆都不抱太大希望。諾貝爾每年從全世界選出100位非常優秀有影響力的作家，再從中選出五位候選人?？梢哉f這些作品都是文學界珍品之珍品。有人說諾貝爾是英文寫作觀念下的產物，所以亞洲語言不占優勢，但是日本作家卻也獲得過。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翻譯不好，中國的語言千變萬化，文字的背后飽含豐富的思想感情，不是說你把它譯得通順無誤就可以的，作家的風格、個性如何表達，這才是最關鍵的，小說很難，詩歌就更不用說了。諾貝爾確實有西方的價值觀念在其中，尤其是瑞典人，但是《賽珍珠》寫的是中國題材，也拿了獎，這又如何解釋呢？所以并不是評審對中國寫作有特殊看法，最終還是要看作品的藝術高度。依我看，中國的上個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作品確實不行，近二三十年開始有了好作品，但是翻譯得好的作品也不多。
筆者：中山首次舉辦華僑文學獎評選，您認為好的文學獎應該具備什么素質？
洛夫：中山舉辦華僑文學獎評選是個很好的活動，可以將這些年的作品做個系統的梳理。我認為好的文學獎應該是有獨創性，藝術性以及現實性、具有廣度和深度。
訪談錄2：洛夫：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
《長江商報》 盧歡
曾在臺灣生活、后移居加拿大的著名詩人洛夫近日在武漢舉辦了兩場詩歌分享會，并與讀者分享了他的新作《洛夫詩精編》。
16歲時在家鄉湖南衡陽開始寫作，60年前在臺灣創辦《創世紀》詩刊，如今已經86歲的洛夫還在堅持寫詩，其詩歌、散文、評論及其他著作已出版60多種，獲獎無數。他和余光中一直被世界華文詩壇譽為“雙子星座”。2001年，已經73歲的他還寫出3200多行的長詩《漂木》，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去年，他憑借《洛夫詩全集》獲得了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提名。
上周，他在武漢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他從初學寫詩到探索現代詩歌，再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眸的三個階段回顧了自己70年的創作歷程。“詩人必須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也因此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重新認識，利用西方的藝術技藝，表現中國的人文精神、美學思想、生活情趣。
鄉愁表面上漸漸淡去，卻深深埋藏在了心里
銳讀：您老早被評論家打上了“詩魔”的標簽。這勢必讓您的其他面孔也被掩蓋。您怎么看待自己不那么“魔”的一面？
洛夫：“魔”其實就是一個面具，背后的我還是很正常的。在整個人格構成和思想方面，我是非常嚴肅正規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歪門邪道。對于儒家的思想，我一直很重視，這可以從我的詩歌里看得出來，我只是表現手法上走了一個不正常的路，那是表象。我后來不是寫了很多長詩嗎？長詩就是從“魔”和“禪”進化演變而來的。如果沒有當年的叛逆，就難以有創造性。尤其對一個詩人來說，創造性是非常重要的。
銳讀：經歷了1949年從大陸去臺灣的“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和1996年從臺灣搬到加拿大溫哥華的“二度流放”，您寫出了《邊界望鄉》、《漂木》等詩歌代表作。人們說，鄉愁有兩種表達式，一種是余光中的《鄉愁》，另一種就是您的《邊界望鄉》。流放、漂泊的經歷給您帶來了什么？
洛夫：我是一個人去臺灣的，幾十年來對童年時代的追憶、對兄弟、同學、朋友的思念，一直成了我心里很大的心結。時間久了，鄉愁在表面上漸漸淡去，實際上卻深深地潛藏在內心里。剛好有一年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我去訪問，余光中帶我到落馬洲參觀。我透過望遠鏡看對面深圳，那模糊的河山，流了眼淚，那種感動啊，就是游子在外幾十年有家歸不得的感受，明明家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就是去不了！回到臺灣后寫了這首詩，發表后引起很大的轟動。我們從小在書本中讀到中國文化地理，那種文化鄉愁也是非常深重。我的《邊界望鄉》、《湖南大雪》等好幾首詩歌都屬于這個范疇。大鄉愁，不光是個人情感問題，而是關于整個民族文化的一種牽掛，一種深深的懷念。
那時候我就像是天上漂浮的云朵。云是自由的，我也有自由的心態。寫詩必須有心靈自由的空間，在漂泊的狀態下，內心會特別敏感、豐富，所以寫下了很多鄉愁詩。
我不是“回歸傳統”，我是“回眸傳統”
銳讀：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詩歌《漂木》，是您70多歲創作的一首三千行的長詩。它是否可稱為您詩歌創作史中的一首“集大成者”的作品？
洛夫：《漂木》確實是我整個思想和詩歌美學發展的很綜合的表現，包括我形而下的經驗，比如對戰爭、死亡這些嚴肅問題的思考；還有形而上的東西，比如生命處于茫然狀態的心境、個人對宗教方面的看法等，都在這首長詩里有很完整的體現，整首詩可以說是我整個人生的哲學思考。
銳讀：從后期的詩歌來看，您與余光中等詩人一樣，在接受西化多年后又選擇了重新汲取傳統文化。為什么？
洛夫：我后來對中國傳統的東西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發現，事實上，中國傳統美學的一些東西，就已經有了象征的手法和超現實主義手法。唐詩中，李商隱的詩歌有象征，李白杜甫的詩歌都有超現實主義手法，只是古時還沒有這個說法。我覺得，中國傳統詩學有很多值得我們現代詩人借鑒的的營養成分，所以再重新來發現傳統。
別人說我是“回歸傳統”，我認為不是“回歸傳統”，不是“浪子回頭”。傳統沒什么好回歸的，你還要寫那個小橋流水嗎？你還會用舊的手法來寫詩嗎？當然不可能。我對傳統的東西做一個回顧，我覺得是“回眸傳統”，對它的價值再評估，發現里面有很豐富的古人特殊的審美經驗和人文經驗，這些在西方文化里是沒有的。我們祖先的豐富寶藏，我們自己不應用，反而是跟著西方走，這不是好辦法。
但是，我又不能把西方的表現手法完全丟棄不顧。所以，我用西方現代主義很新穎的表現手法來表達中國固有的美學思想。后來，我都是把現代的和傳統的、中國的和西方的，相結合起來，變成我詩歌創作的主要途徑。
寫了50首新詩解構唐詩，強調實驗性
銳讀：您最終發現自己“窮其一生都在追求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的彼此參照與相互融合，并希望由此而衍生一種新的東西——中國現代詩，或現代化的中國詩”。那么與這種寫作實踐對應的，是否要建立新的審美標準？
洛夫：這種現代化的中國詩的審美標準或者規范需要去創造。這需要對中西兩個方面的深刻理解，才能運用自如。我想，更重要的是通過實驗的精神，不怕失敗，不怕風險，追求你的理想，去嘗試，這樣也許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我近兩年寫了一系列唐詩解構的詩歌，詩集《禪魔共舞》里收錄了一部分。我一共寫了50首，上個月在臺灣出版了《唐詩解構》這本書。江蘇文藝出版社馬上要出簡體字版。新書的內容一部分是唐詩原作，另一部分是我解構的新作。我把李白、王維等幾十個詩人耳熟能詳的詩作，盡量保持原來的意境和原有語言、情感的韻味，打破格律，用很現代的語言，帶著我個人強烈標志的語言，改寫成一首首新詩。它們在文本上看是兩首詩，仔細看內容，好像是一首詩。這與魯迅的《故事新編》有點類似，好像過去沒有人做，特別強調實驗性。
銳讀：我也注意到將唐詩進行“重寫”是您近些年詩歌創作的一條主線。您自認為這類作品的目的何在？
洛夫：關于這類作品的創作，我有兩個具體目標?，F在有些年輕詩人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古典詩歌不重視，甚至輕視，嗤之以鼻，認為還要這些東西干什么，其中還包括有名的詩人。他們看到我改寫的詩歌后也許會產生新奇感，慢慢地接近唐詩。我對唐詩有特殊的感受，總認為唐詩有一種特殊的神韻。它所擁有的神奇的魔力、美感，是世界其他詩歌所沒有的。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是，詩歌本身是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就是要經過一代代的解讀、評述、批評、詮釋，使得詩歌的生命不斷成長，更證明它的永恒性和超越性。
在我心中，詩歌是神圣的。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創造、生命內涵的創造、精神高度的創造，尤其是語言的創造。如果沒有詩歌，中國沒有唐詩宋詞，這個民族的文化顯得很低俗很膚淺。詩歌可使語言增值，使我們民族語言新鮮豐富而精致。詩歌的語言是一種創新的語言，可以創造一個新奇的、不會復制的意象世界，可以影響一個民族的語言的新變化。詩人就是要去建構語言，讓民族語言的面貌不斷改變。
說著說著
我們就到了落馬洲
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
手掌開始生汗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發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
病了病了
病得象山坡上那叢凋殘的杜鵑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這時
一只白鷺從水田中驚起
飛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來
而這時，鷓鴣以火發音
那冒煙的啼聲
一句句
穿透異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燒得雙目盡赤，血脈賁張
你卻豎起外衣的領子，回頭問我
冷，還是
不冷?
驚蟄之后是春分
清明時節該不遠了
我居然也聽懂了廣東的鄉音
當雨水把莽莽大地
譯成青色的語言
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邊界望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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