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劇《繁花》劇照 劇組提供
“繁花似錦,有你一朵。”這是一場對談的主題。
“謹以此劇,獻給上海和更多城市中,歷經風雨依然奮力前行的人們。獻給那些看似無意義,而終究會在生命畫卷中閃閃發光的每一段日常。”這是一個導演為自己的舞臺劇寫下的宣傳語。
這些共同指向一部著作的內在精神,及其從文學走向戲劇,走進眾生的內在肌理。此中無我卻又有我,這或許便是這部作品的誕生與衍生,乃至所有文藝的最大魅力與終極旨歸。
根據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金宇澄的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舞臺劇,將于6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演,作為預熱,該劇劇組日前邀請香港文化人士梁文道,著名演員俞飛鴻,知名編劇、評論家史航,與原著作者金宇澄一起,圍繞《繁花》小說和舞臺劇,以及“時代的記憶,城市的故鄉”等話題,展開了一場全網直播的圓桌對談。從嘈嘈切切的弄堂史詩、密密匝匝的煙火傳奇中品味文學之魂與戲劇之美。
關于小說《繁花》:在繁花世界里,作者到底是下場的,還是擺測字攤的人
繁花入眼、世相龐雜的《繁花》,寫滿了蕓蕓眾生、寫盡了上海這座城,寫出了凡塵的記憶。六十年代的少年舊夢,九十年代的聲色犬馬,小心翼翼的嘲諷,咄咄逼人的漫畫,是昨天的印記,亦有明天的啟示。導演王家衛曾形容自己閱讀《繁花》像是經歷了一生一世。細密的文字,或許讓每個讀者讀出了不同的繁花世界。
對于小說《繁花》,史航最好奇的是金宇澄到底是什么樣的人。“《繁花》中有一個比喻,在上海的舞場里,有些人是不下場的,就像擺測字攤的人一樣就在那看著,我在想,金老師在他的繁花世界里,到底是個擺測字攤的人,還是個龍精虎猛,經歷了一切才能這么真切地將其寫出的人?”金宇澄笑言“‘測字攤’是上海話,是指像一個算卦的必須坐在自己的攤位上,否則沒有生意。如果單純從舞廳來說,我的經驗是,個子高的一般不太會跳,我就是個子高的,所以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邊上看。”那么,究竟看到什么才讓這個冷眼旁觀者不吐不快呢?
“最主要給我的深度刺激就是時間,時間的無情。在寫這個小說之前的一個月,我經過上海一條馬路,這條馬路拐角的一個人行高架橋下,有一個老女人在擺攤,我仔細一看嚇了一跳,我認得這個女人,但是她不知道我。她就是當時七十年代靜安區最美的女人,就像《西西里的美麗傳說》里的這種。這個街區大家都認識她,但是她并不一定認識大家。但是過了四十年,她怎么會在這里賣小孩的褂子、鞋子?當然并不是說她的潦倒,而是時間讓一個我印象中這么好看的女人變成這樣,而且我知道這是正常的現象,并不是說她過得多么的不堪,就算是很有錢,她也會和過去的容顏有所不同。時間非常殘酷,勾起我很多對過去的回憶,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我的少年時代,過去很多非常有印象的碎片化的東西都出來了。”金宇澄回憶起這部小說的寫作緣起,并表示,他所描寫的就是時間的世俗化,我們在世俗生活中,時間的效果是不一樣的。他有意不寫知識分子,而把筆觸給予他認為更有意思的各層次的人,用一種自然主義的方式仔細地描繪生活的世俗,自己不做評判。“這種細描和仔細的羅列其實非常有意思。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批判能力,作者不一定需要批判,作者提供出來,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角度來批判。”
這樣的敘寫方式正對了俞飛鴻的胃口,以至俞飛鴻成了小說《繁花》的“死忠粉”。她說摯愛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小說很少去刻意描繪人物心理,而是用語言和行動展示人物性格。同時,作者不帶個人態度,只是如實地去展示他從小長大的環境中那些普通而真實的人的模樣。“這本書非常優秀的地方是它不從大事件大情節開始,而是從所有的人物來描繪出從六十年代到現代、當代的一個眾生相,這也是小說好看的地方。”
千姿百態的眾生相的確是《繁花》打動許多讀者的原因,但梁文道卻是個例外。他坦言,這部小說讓他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人物,而是整部書的調性。梁文道將小說弱化心理描寫類比寓言小說,“比如荷馬史詩,我們從來不關心英雄心里想什么,只關心他做了什么說了什么。這種故事的寫法就是寓言。寓言就是往往你沒有辦法分析的,除不盡的故事,除不盡的意義。”在梁文道看來,《繁花》就是一個關于上海的寓言,有上海的調性,散發出的味道也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味道,甚至讓他想起侯孝賢執導的電影《海上花》的鏡頭流動,“《繁花》讓我想起了那樣的上海,不一定九十年代的上海還是這樣子,可是這個調性好像在金老師筆下延續了下來,這是不是上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調性作為上海寓言散發出來的氣味。”
關于舞臺劇《繁花》:一路都有“黃牛”上來搭訕求票,我心里就完全有底了
由上海文廣演藝集團、上海五盟文化出品的舞臺劇《繁花》集結了導演馬俊豐、編劇溫方伊等“80后”“90后”優秀青年主創團隊,同時特別邀請鄭星、張芝華等上海舞臺老戲骨為青春班助力,以朝氣蓬勃的“青春繁花”致敬他們喜愛的文學與城市。前后醞釀四年,以海派腔調滬語演出的《繁花》以滬生、阿寶、小毛三個摯友的成長經歷串聯起姝華、銀鳳、蘭蘭、李李、汪小姐等人在時代漩渦中的掙扎,呈現大時代的小悲喜,老上海的浮世繪,在世俗的煙火氣中流淌著城市的人文記憶與文化認同。該劇今年初在風雪夜的上海舞臺引發觀劇熱潮,被稱為“現象級的一部劇”。
“《繁花》剛剛印出來時,我正在電視臺做讀書節目,我用了一個星期去介紹這本書。我還嘗試為這本書寫一個書介,但我當時寫了五千多字就放棄了,因為沒有辦法再編織下去。我也很好奇,編劇會怎樣處理這樣一部在我看來很難處理的重要作品。”梁文道感嘆的改編難度,代表了嘉賓們極為一致的意見。
“我記得王家衛導演跟我講,你這個小說沒有任何影視傾向。意思就是說特別難改編。溫方伊在改編時,我也是樂觀其成的心情。尤其是我有種好奇,居然‘80后’‘90后’的團隊能夠在我這個‘50后’老家伙的文字里找到他們的動力。”小說的生命力在年輕人身上延續,這讓金宇澄頗為欣慰。但他直言,文學和戲劇的不同,以及這部小說的改編難度讓他心里沒底。“這個戲我最早是看的彩排,作為原著作者我確實蠻擔心,但是排練看到一半,有幾個小地方讓我心里面一動,當時我說不清楚什么,但是就知道這個戲是成了,等到首演我仍然有點緊張,可我從南京西路吳江路地鐵口一出來,就有黃牛上來要票,直到美琪戲院門口,一路都有‘黃牛’上來搭訕求票,心里就完全有底了,表面上我一路非常平靜,心里卻很激動,也非常感謝和感慨。”
“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作為專業編劇的史航引用佛經中此語來比喻《繁花》及其改編的去中心化,“你從一個視角去窺視眾生百相背后,沒有完整看全,然而在這個推演的過程中,依然可以看到滄海桑田。偉大的局部就是它本身已經讓你完成了這個世界,而不是非要把這個世界戳破。”
關于時代與城市:不必懷舊,因為我們還活著,原來那樣的一個上海還活著
靜安菜場、24路電車、大自鳴鐘西康路、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國泰電影院……時代風物編織著小說中眾生的生活質地,也成為舞臺劇甚至海報中的典型意象,托起飛花撲蝶般的人物群像,也鋪展開一座城市的時代圖景,彌漫出一種懷舊氣息。
“‘時代’這個詞我們經常用,經??吹侥骋粋€名人去世了,有人說‘一個時代結束了’,好像天天有時代在結束,天天在鬧著翻篇兒,但是看了《繁花》又會覺得時代是綿延不絕藕斷絲連的,誰是主人,誰是客,說不清楚的。陳丹青有句話,‘我不是要懷舊,我是要記得’,記得是一個更簡單的人權,不像懷舊還要征得大家的同意。無論你在杭州還是我在長春,記得或者錯過,可能會被這行字帶回到生長的現場。”史航感嘆。
梁文道則認為,在講到關于一個城市的身世和記憶時,我們通常會以一種戴著濾鏡的方法來處理。加上濾鏡以后,我們會稱之為懷舊。但記憶,仿佛又是不戴濾鏡,它是非常直白的。記憶這件事是有正義意味的,不容濾鏡的介入,任何記憶都很難擺脫主動的偏見或者自己的濾鏡。有時候濾鏡是不自覺的。“對于上海這座城市,最有趣的是,它好像是一個全國在共同懷它的舊的城市。‘老上海’變成了1930年的紐約,或者1910年的巴黎,好像是一種特殊的符號,所以這個意義上講,《繁花》一方面好像在加重我們對上海的記憶、懷舊,但另一方面,它對我們集體懷舊提出一個質疑,或者有趣的挑釁,這個挑釁是:你們在懷念上海什么?你們說的東西上世紀90年代還有,它們還活著,所以你們不必懷舊,因為我們還活著,這是很好玩的,看了這本書我會覺得,原來那樣的一個上海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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